1979年秋，温家宝（后排中）在酒泉区测二队队部与甘肃地质局及区测二队领导合影。
1985年7月，温家宝（中）在辽宁锦西盘道沟金矿区调研时在机台与工人交谈。
《温家宝地质笔记》所引用的45本野外地质笔记簿影印件，文字工整，几乎没有涂抹的痕迹，手绘地质图像印刷一般清晰。
一个有信念的人，一定会珍惜生命的每一天，甚至把它作为自己的最后一天来度过。按照自己的信念，坚定地向前看、向前做、向前走。而绝不会满足于事务工作，学习无一定计划，工作和生活缺乏目标，空费精力、耗人生命。——温家宝
风雪中的地质笔记
“我的良知不允许我做一个‘飞点’”
见证那段岁月的，还有《温家宝地质笔记》所引用的45本笔记。
在书中，所有的野外地质笔记簿影印件，文字工整，几乎没有涂抹的痕迹，手绘地质图像印刷一般清晰。
40多年前，甘肃地质局发的野外记录簿是红色的本子，业内人把它简称为“野簿”。野外考察队员每次在野外考察，要在记录簿上画地质图、标明岩层结构、地理坐标等。
这45本笔记并非温家宝全部的笔记资料。温家宝在书的自序中写道：“可惜的是，由于单位多次变动、个人多次搬迁，我的一些地质笔记、图表资料、手稿及标本等散失了。”
“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温家宝第一次引起马海山的注意，就是因为这句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一样。他很认真，为了一个考察点，多远多难走的路他都要去。”
1970年，温家宝分到马海山担任组长的区测二队五分队矿产组，正式参加野外考察。
马海山回忆，温家宝每天上山都要做记录。晚上，给素描图、剖面图着墨，还要总结分析各种资料。
兰方说，在当年分队组织的野外原始资料展评会上，家宝的野外记录文字工整，文笔流畅，看上去像印刷一样整洁，深得好评，一直是大家学习的楷模。
兰方对温家宝在野外考察的较真劲印象十分深刻：“有时候天已经晚了，下一个考察点还没有走到，温家宝一定要过去，从不做‘飞点’。”
“飞点”也叫“遥测点”，野外考察时，因为山高路长，有的地质队员会通过远远眺望，记录描述看到的岩石、地层、构造等。
兰方说，温家宝从来没有做过一个“飞点”，哪怕多爬一两个小时的山，也要实地观测。
对此，温家宝在书中说：“我的良知不允许我那样去做。我决不偷懒，否则我将痛苦不可释。”
与温家宝一起做野外考察的时候，兰方还发现温家宝一个特点，就是喜欢和当地农牧民接触，与他们打成一片。
新京报记者了解，温家宝在学生时代就借着实习的机会做社会调查，了解百姓生活。温家宝的老师索书田和郭铁鹰说，温家宝大学时期到丹江口水库及嵩山野外实习期间，住在老乡家里。假期常一个人到京北平西府和农民在一起。有一年，还在老乡家里过的春节。
索书田说：“我记得，当时老乡家里穷，吃的都是粗粮，很少有菜。实习的同学吃‘派饭’，温家宝总不忘交足饭钱。”
在本书中，有一张1963年夏天温家宝到秦岭实习时和老师、同学的合照。郭铁鹰也在其中。他给记者指着照片上自己和温家宝的位置，高兴地回忆着当年的情形。
兰方说，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喜欢一起谈理想。工作累的时候，把皮袄铺到地上，躺在上面看着天，天南海北地聊。
“家宝告诉过我，他的理想就是好好工作，为国家找矿，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兰方记得，温家宝非常重视找煤工作。多次钻到老乡自己挖的小煤窑里，了解煤层厚度，煤层变化，实地了解煤层的可采性。
在书里，温家宝解释了为什么自己把找煤放在那么重要位置：那时，许多农民温饱无法解决，一天只能吃两顿饭，烧火做饭多用麦草、玉米秸，寒冬腊月，取暖煨炕也多用牛粪、秸秆等。有人进入祁连山北坡，砍伐极为珍贵的松柏涵水林带，或河沟中的灌木林。
“每当我看到各户农家升起的袅袅的炊烟，闻到空气中散发的烧牛羊粪的气味，心中很不是滋味”。他希望找到煤矿“为改善老百姓的生活做些事。”
1972年，兰方和温家宝在甘肃高台、临泽一带找煤，80米深的小煤窑，一个轱辘连着一根绳子垂到井底，下去的时候，要把绳子绑在腰间，双脚蹬着井壁，慢慢往下蹭。
温家宝在书中也写到了下小煤窑的情景：我和挖煤农民一样，靠油灯照明，匍匐到狭小的工作面进行记录、画素描和采样，在没有任何通风条件的独头坑道里，一旦发生片帮（注：受顶层挤压从煤壁挤出来的碎块）、冒顶（注：指上部岩层塌落）后果将不堪设想。
2002年，温家宝重回甘肃，走访了他当年找煤的地方，“看到改革开放后当地经济发展、百姓温饱无忧，心中十分高兴。”
1974年夏天，六年的野外地质工作结束，温家宝负责《1:20万祁连山幅区域地质调查报告（矿产部分）》的编写工作。
至今，仍供地质部门使用的祁连山脉1∶20万区调图，就是在温家宝参与下绘制完成的。
2000年，温家宝原来所在的区测二队与地质二队、地质四队等勘探单位合并重组为甘肃省地矿局第四地质矿产勘查院。
“温家宝那代地质人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财富。”四勘院副院长沈清杰告诉新京报记者，院里专门成立了二次资料开发室，对老一辈地质人留下的资料进行研究。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根据温家宝和他同事们编绘的1:20万祁连山幅地质图，甘肃省先后发现了九个矿藏，夹皮沟铁矿、小龙口铁矿、卡瓦铁矿储量都超过一亿吨。
走上管理岗位之后
“做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的领导者”
1978年12月，温家宝担任地质力学队（原区测二队）副队长，分工主持队里的生产工作，开始逐步走上不同的领导岗位。
1979年9月，他又调任甘肃地质局担任地矿处副处长。1981年3月，地质部任命温家宝为甘肃省地质局副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汤中立记得，1979年，温家宝任地矿处副处长后，有一天曾征求他的意见：“有人说我不应该去搞行政，应该做技术。”
汤中立是我国最大的镍矿-金川镍矿的主要发现者之一。温家宝调到甘肃地质局做地矿处副处长时，汤中立任甘肃地质局总工程师。两人从1979年到1982年曾一起共事。
温家宝在书中多次提到汤中立。
汤中立对温家宝说：“我认为你搞行政挺好。国家刚刚从‘文革’中走出来，正在拨乱反正，需要一批有大局意识，有能力的年轻干部。”
汤中立认为，温家宝是一个有担当的年轻干部。“他懂专业，又懂管理，思想上也很正派。”
温家宝的“有担当”——这在温家宝还是技术员的时候，就被马海山注意到了。
马海山回忆，温家宝跟随自己第一次出野外时就遭遇了险情。他们扎在半山腰的宿营地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洪水。“眼看着洪水不断上涨，一些队员还是不愿意搬离，他们认为水不会涨到营地。”
马海山说，自己正焦急的时候，温家宝和他一起做队员的工作，劝大家搬家。
还有一次，温家宝在祁连山北坡工作时，突然大风呼啸而来，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温家宝马上敲击水壶，招呼大家蹲在骆驼旁躲避沙暴。
马海山说，“在那种环境下，能操好自己的心都不错了，温家宝不是，他平时很安静，在遇到事儿的时候就会站出来。”
他的“担当”被他的同事认为对工作和同事负责。
任丰寿对他就有这样的印象：“开会的时候，他不怎么爱发言，但他一发言，总能综合会议上各种意见，得出一个让大家心服口服的结论。”
温家宝在书中也提到，“我一般不太参加争论，但会仔细听取两方乃至多方意见，弄清事实和证据。”
“为了弄清事实，他很注重调研。不管他后来做了多大的领导，都是这样。”孙矿生对记者说。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任副局长时，孙矿生是地质局研究所的研究员，后来担任了省地矿局的局长。
孙矿生说，那时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每天都能在楼道里遇到。他记得，那时的温家宝穿着很普通，上身常穿着一件洗得掉色的蓝卡军便服，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和一般职工没有区别。
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的同事陈广清经常与温家宝一起出差，常住在一个房间，“除了晚上，你见不到他。他总是到处走访、调查。晚上回来后，也是忙着做笔记，不怎么闲聊天。”
早在1979年，温家宝就在日记里说，“我不做那种不学无术的领导者，也不做庸庸碌碌的事务主义者，而要做一个有学识、有头脑、有远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赵生贵的名字也出现在书中。温家宝提到二人曾一起下队调研。那时，温家宝任地矿处副处长，赵生贵是局里的副总工程师。
今年84岁的赵生贵回忆：“在那次调研中，当时道路不好走，从早上8点到下午5点才到第一个调研地。路上颠得肺都出来了。”
他说，在调研过程中，为了赶路，有时候饭顾不得吃，就随便在路边买点东西当干粮随身带着。
赵生贵第一次见温家宝是在1979年甘肃省地质局召开的一次铬铁矿找矿动员会上，温家宝发表了一篇《从祁连山超基性岩特征认识建造与改造的关系》的论文。论文中提到奥菲奥岩，指出了它在祁连山的存在。赵生贵说：“因为那篇论文，我对他很钦佩。”
“奥菲奥岩的概念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才引入我国。那个时候，很少有地质工作者会注意它，但温家宝居然在实际工作中留意它了。”任丰寿也注意到了这篇论文的价值。
“他平时不和大家一起打牌玩耍，但大家却都喜欢他。”78岁的薛缠齐和温家宝曾是区测二队的同事。他说，“那时，同事有什么困难，家宝都会出手相帮。”
1971年，薛缠齐家里遇到了难事。温家宝二话不说，拿出一百块钱让他渡过难关，“当时，一百块钱可是温家宝一个多月的工资。”
在区测队担任政治处干事、副队长期间，温家宝还两次放弃了工资提级的机会。“‘文化大革命’闹了十年，工资好多年没涨，好不容易要涨工资了，还限制了名额。一个单位涨工资的人数有一定比例，大家都争着要名额。”薛缠齐说，“但温家宝两次都把自己的调资指标让了出来。”
2004年，孙矿生看到了几本温家宝担任甘肃地矿局副局长时的管理笔记，“里面记录着有关局里的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职工子女教育工作，离退休干部安置及历史遗留问题处理工作。”
孙矿生告诉新京报记者，“他主管局里的业务，这些问题根本不是他的管理职责，但他却都很关心。”
1982年，温家宝调任地矿部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1983年，被任命为地矿部副部长。
在温家宝的45本笔记中，有许多内容是他走上领导岗位后作调查研究时的记录。《温家宝地质笔记》一书就用大量篇幅收录了他的调研笔记。温家宝说：“我始终认为，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调查者立场、观点、思想方法的综合表现。”
兰方对书中的两张照片印象深刻：一张是温家宝蹲在一堆标本前，右手托着一块岩芯仔细查看。这是1985年3月他在湖南柿竹园矿区考察时的照片。还有一张是1985年4月在江西912队，温家宝戴着一顶安全帽，在翻看钻孔编录。当时，温家宝已经是地矿部副部长。
“单看照片，你看不出是一位副部长在考察，会认为是一个地质队员在工作。”兰方说。
“到工作地之后，他几乎不休息，马上上钻机、下坑道，深入群众，考察工作。遇到问题说问题，不掩饰、不避讳，你骗不了他，他懂。”曾任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的张洪涛告诉新京报记者。
温家宝在书中说：“在调入地矿部工作前后的这些调研，加之在甘肃省地质局及区测队15年的工作经历，使我对地质工作发展和体制改革的思考越来越深入，写出了一篇篇调查报告。”
据统计，温家宝仅在地矿部工作三年间，下基层调研时间就有230多天，占工作时间的近四分之一，最长的一次调研长达36天。脚步遍及东北三省、新疆、湖南、广东等十几个省市自治区，调研勘探单位近80个。
梦里常回祁连山
“地质队员的行头，他珍藏了30多年”
温家宝在书中回忆，1968年他到兰州报到时，随身带了两个装书的小木箱。
2004年，甘肃地矿局要办一个地质展览馆，时任甘肃地矿局局长的孙矿生找到了其中一个木箱。箱底干干净净垫着一张报纸，最上面叠放着一件野外考察穿的半袖雨衣，下面是一件行李布，行李布下面是一双登山鞋，一双雨鞋，一个蓝卡其工作服，工作服颜色都洗得褪了色，领口还有酒泉红旗被服厂的标签。
孙矿生说：“这都是他在甘肃工作时的行头，他珍藏了30多年。”
温家宝在书中说，“我难忘祁连山的找矿岁月，怀念昔日的同事，牵挂着甘肃的发展。”
1995年6月、2002年9月、2009年10月，温家宝到甘肃出差期间，都曾专门抽时间看望过去的老同事。
据媒体报道，2002年9月温家宝在酒泉看望老同事时说：“多年来我一直想着大家。我到北京后搬了好几个地方，可从未想着回去看看。可这里就不一样了，有你们在总是有所牵挂的。”
他看到原政治处主任白志荣，问他，“您心宽人好，是我的老领导。对了，您吃饭还搁醋吗？”
那次酒泉之行，温家宝曾去寻找区测二队的旧址，沿着熟悉的路走了很久。他告诉老同事们：“队部的平房已经拆除，记忆中的那一排排杨树也不见了。”
2009年9月的一天，温家宝的妻子张蓓莉来到兰州。孙矿生回忆说：“在晚上人们都下班的时候，她去地矿局悄悄走了一遍，还看了展览馆，那里有很多当年的照片资料。”
随后，她还特意提出去看一个距地矿局不到3公里的废弃机场。温家宝当年在兰州工作的时候，周末全家常常去那里骑自行车、散步。跑道的尽头，有一片草地，翠绿翠绿的。
孙矿生说，当时这个旧机场已经搞起了开发，建起了围挡，机场跑道被挖成了巨大的基坑。张蓓莉站在那里看了半天。
孙矿生明白：“她是带着家宝的思念来的。”
多年来，温家宝一直保持着与老同事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2005年，住在长春的老同事张庸接到温家宝的一封来信，随信寄了两千块钱，请他转交一位叫周振环的老同事。
温家宝在信中说：“知周振环身患重病，甚为挂念，特寄上两千元，以助他治病之需。”
张庸和周振环都是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第二区测队的同事，周振环曾和温家宝一起出野外考察。
2006年1月，孙矿生陪同汤中立到北京见温家宝。孙矿生回忆说：“他握着汤中立的手很久，眼角渗出了泪花。还询问了甘肃省地矿局曾和他一起工作过的几位老同事身体和生活近况。”
温家宝在书中提到汤中立，他写道：“我十分珍惜同他之间的友谊。”
《温家宝地质笔记》的出版发行，使这些老同事们又回到了40年前的峥嵘岁月。“书里写出了我们共同的回忆，勾起了我们年轻时的许多事情。”兰方说，虽然是温家宝的书，但书里的内容，是一代地质队员们共同经历的，寄托着那代人的青春、激情和热血。
任丰寿在书中夹了很多纸条。他说：“打开书，也打开了作者，打开了那个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