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翻译：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
杨绛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除了撰写学术论文，她最花工夫、也最为人称道的就是翻译水平极高的这几部译作。她常说，翻译是件苦差使，译者“一仆二主”，得同时伺候两个主子：“一个洋主子是原文作品，原文的一句句、一字字都要求依顺，不容违拗，也不得敷衍了事。另一主子就是译本的本国读者。他们既要求看到原作的本来面貌，却又得依顺他们的语文习惯。我作为译者，对‘洋主子’尽责，只是为了对本国读者尽忠。”比如她翻译的《小癞子》原名《托美斯河的小拉撒路》，之所以翻译成《小癞子》就是对主仆都尽了忠尽了责。《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里有个癞皮化子名叫拉撒路，后来这个名字泛指一切癞皮化子，又泛指一切贫儿乞丐；同时，汉语里的癞子也并不仅指皮肤上生有癞疮的人，而泛指一切流氓光棍，残唐五代时的口语就有“癞子”这个名称，指无赖，还有古典小说像《儒林外史》和《红楼梦》里的泼皮无赖，也常叫作“喇子”或“辣子”，跟“癞子”是一音之转，和拉撒路这个名字也意义相同，所以杨绛便巧妙地将书名译作了《小癞子》。
杨绛先生的早年翻译受到傅雷先生的鼓励，后来朱光潜先生对她的翻译也是倍加赞誉。外文所的美国文学研究专家董衡巽先生回忆说，他在北大读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和同学一起到朱光潜先生家去。作为年轻学生，他们总爱问一些希奇古怪的问题，譬如说“全中国英文谁最好？”“全中国翻译谁最好？”朱光潜先生回答说，翻译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散文（即小说）翻译，诗歌翻译和理论翻译。散文翻译杨绛最好。但杨绛很谦逊，她说，虽然自己的翻译得到前辈的称赞，比如在外文所的《世界文学》上分期发表的《吉尔·布拉斯》，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她总觉得自己翻译得很糟。有次，她求钱钟书帮她校对一遍，钱钟书拿了一枝铅笔，把她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说：“这些看不懂。”杨绛说：“书上就是这样说的。”但钱先生强调说：“我不懂。”杨绛明白这是她没把原文转换成能理解的中文，所以继续重译，直到钱先生点头表示看懂了，她也由此摸索到一个较高的翻译水准，并说：“要说我的翻译技巧，就全是从这些失败的经验中摸索出来的。”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以近９０高龄翻译柏拉图《斐多篇》，这篇苏格拉底赴死前与弟子探讨“灵魂”的文章寄托了她最深切的哀思。看过《我们仨》的人无不为其中浓浓的爱情、亲情所震撼，笔锋机智幽默的杨绛在这篇散文中哀而不伤地追忆了她和先生钱钟书、爱女钱瑗的点滴生活，谈的虽然都是些琐事，但读过的人无不动容。先生女儿均去世后，独自一人与保姆一起生活的杨绛依然乐观、强健，工作量惊人，她一边整理钱先生留下的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钱钟书手稿集》；一边自己还在努力创作。２００７年出版的《走到人生边上》借探讨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自问自答生老病死；之后的姊妹篇《坐在人生的边上》是在百岁时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