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天真地以为振华公司也是保皇会的公产，特意拨了7千元帮其招股，徐勤甚至说：“日本大隈伯进步党之所构成，全由三菱公司为之后，今之振华公司，勤欲谓为吾党之三菱也。”徐勤还要求欧榘甲将振华公司十分之一的利润上交。
融资成功后，刘士骥翻脸不认人，并警告康有为说：“挺而走险，未知鹿死谁手。”
1909年5月，8名刺客进入刘士骥在广州的寓所中，刘身中7刀而死。
案发2个月后，凶手之一骆木宝被抓获，他称是《香港商报》股东何其武因与刘士骥有杀父之仇，故以300金雇自己杀人。何其武的妹妹何蕙珍曾任梁启超的英文翻译，曾向梁示爱，后又给徐勤当翻译。
保皇党则称，骆木宝是欧榘甲的心腹，欧正密谋起义，怕身为清廷官员的刘士骥走漏风声，所以灭口。此说虽活灵活现，却漏洞百出，反而证明了康有为与此事有关。
康有为对欧榘甲深恶痛绝，曾说“虽食欧榘甲之肉，其何补乎”，而欧榘甲则说“康梁历年以来，假商会之名，敛财屡矣”。
制度比圣人更靠谱
经历这番变故，保皇会不仅在财务上破产，在政治上亦破产，笼罩在康有为头上的神圣光环从此黯淡，可谓名利双失。
问题的关键出在康有为身上，他以圣人自诩，大搞人治，不知如何用制度管人，结果取予由己，全凭感觉，动辄“乱发电、乱派人、乱发函各埠”。徐勤曾劝康有为“勿乱提款”“乱提必败”，但保皇会组织松散，“号令杂出，呼应不灵”，有好想法也贯彻不了。
康有为个性有多疑、偏狭的一面，1902年，康有为被困在印度，梁启超忙派人给他汇款1800元，可没写清汇款人地址，让康有为怀疑梁启超迟迟不肯掏钱，此事让梁极为灰心，“终日沉溺麻鸟、诗钟(限一炷香功夫吟成一联或多联，香尽鸣钟，所以叫做诗钟)”，对《新民丛报》不再上心，导致发行量暴跌。康梁关系自此出现裂痕，终至师徒分手。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梁启超本想从中捞一票，却有心无力，他叹息道：“不名一钱久矣，并借贷之路，亦殆绝，节衣缩食，绝粮且时时而有，今将广智机器拍卖，妇女首饰尽行典当，曾不能供来往川资及电报费，吾党内情如此，复何一事之能办者。”
可见，康圣人在海外发了横财的说法，并无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