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弦工作繁忙，还得为刘海粟代笔，刘却不肯给他涨工资，傅雷常打抱不平，傅雷承认刘海粟“待我个人极好”，但“待别人刻薄，办学纯是商店作风，我非常看不惯”。
1933年9月，借母丧之机，傅雷正式辞职，从此靠翻译自养。
1936年，张弦因“肠炎脱水病去世”，傅雷认为是被刘海粟剥削而死，傅雷和朋友们编了纪念张弦的专辑，请刘海粟资助一点钱，被刘推脱，傅雷拍案大骂，宣布永远不再和刘海粟这种自私的人往来。
论人评艺太不留情面
1954年，刘海粟与傅雷关系有所修复，但在私人信件中，傅雷称“他与我相交数十年，从无一字一句提到他创作方面的苦闷或是什么理想的境界”，还说刘海粟的国画是“野狐禅”。
傅雷不仅看不上刘海粟，对张大千亦不满，批评道：“往往俗不可耐，趣味低级，仕女尤其如此。”此外，还说“同样未入国画之门而闭目乱来的，例如徐××。”据学者荣宏君推测，徐××即徐悲鸿。
傅雷受幼年教育影响，待人待己失于过苛。一次杨绛译了篇散文，傅雷称赞了几句，杨绛照例一番谦辞，傅雷忍了一分钟，最终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
1943年，久已消沉的上海文坛上，张爱玲异军突起， 1944年5月，蛰居上海的傅雷以迅雨为笔名，发表了《论张爱玲的小说》，这是最早评价张爱玲的论文之一。
在文中，傅雷对张爱玲写作技巧大为赞赏，称：“我们的作家一向对技巧抱着鄙夷的态度。五四以后，消耗了无数笔墨的是关于主义的论战。仿佛一有准确的意识就能立地成佛似的。”傅雷犀利地指出“去掉了情欲，斗争便失去活力”，认为张爱玲填补了“五四”以后小说创作的空白。
然而，在一番褒扬后，傅雷马上批评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称其中人物是“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
出言太重惹恼张爱玲
傅雷推崇“严肃”“崇高”的悲剧，坚持人物必须为主题服务，必须足够典型、深刻。以这种传统美学观点，很难涵盖张爱玲的写作，所以张爱玲很快以《自己的文章》回击，称“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
张爱玲的写作带有现代派的色彩，不强调人物典型性，亦不重故事逻辑，她笔下多是“小奸小坏的市民”，与“非英雄”同调，以此抵抗传统小说日趋套路化的叙事方式，而傅雷显然未领悟到这一点。
如果只是观点不同，矛盾未必会激化，可傅雷居高临下，猛批张爱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连环套》，称：“她所写的，倒更近于欧洲中世纪的历史，而非她这部小说里应有的现实。”
这么说张爱玲，张爱玲当然受不了。
张爱玲当时还是新人，走上文坛并不容易，如果不是因为抗战，老舍、沈从文、茅盾等大作家纷纷离沪，她本无机会。1943年，她带着亲戚黄岳渊的推荐信和两篇小说，登门拜访《紫罗兰》杂志主编周瘦鹃，黄岳渊与周是至交，故张爱玲的小说很快被发表，周还写了1300多字的推荐文章。
张爱玲的小说与“鸳鸯蝴蝶派”品格不同，但她的心机是借重《紫罗兰》的销量，先搞出社会影响，再向严肃杂志渗透。果然取得成功，《万象》杂志不久开始向张爱玲约稿，此后张爱玲再没在《紫罗兰》上发表过文章。
在《万象》上，张爱玲先后发表了《心经》、《琉璃瓦》，杂志老板平襟亚与她约定，连载《连环套》，每月预付稿费1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