筹备遵义会议，并在会上作自我批评，勇于承担责任，全力举荐毛泽东来领导红军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周恩来随军委纵队进驻遵义。红军总司令部驻遵义老城黔军二师师长柏辉章私邸。周恩来进入遵义城后，立即布置总部参谋人员打扫贵州军阀柏辉章住宅。当时在总部工作的吕黎平在其《青春的步履》一书中回忆说：“我们中午进屋后，周副主席上下巡视了一番，指出：‘作战科住楼下，把楼上那间大房子打扫布置好，供开会用。’……下午周副主席又亲自检查一遍，表示满意。”周恩来及军委的其他同志还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13日，周恩来又亲自打电报通知刘少奇、李卓然：“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于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参加会议。这份电报是目前发现判断遵义会议召开时间的主要依据，同时也是周恩来支持遵义会议召开并积极组织和筹备的实证。
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城红军总司令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它的目的之一，是检查在第五次反“围剿”与西征中军事指挥的经验与教训。会议由博古主持，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主要还是强调种种客观原因。周恩来作副报告，他与博古的态度截然不同，明确提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错误，从主观上作了检查，承认自己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丝毫不推卸责任。同时，他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他指出，只有改变错误的领导，红军才有希望，革命才能成功。杨尚昆在其回忆录中谈到此事说，“他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这种正确态度，对扭转会议形势也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站出来，会议要取得这样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随后，由张闻天代表他和毛泽东、王稼祥作联合发言，尖锐地批评“左”倾军事路线。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王稼祥、朱德、周恩来、李富春、聂荣臻等也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在发言中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他的倡议得到多数人的支持。杨尚昆后来说：“当毛泽东同志作长篇发言集中批判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后，周恩来同志又不计个人得失，以他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全力推举具有革命胆略和卓越军事才能的毛泽东同志参与领导中央红军今后的行动。这对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手稿中记录着：“扩大会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
经过三天的议论，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作出如下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为周恩来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但恩来同志从中国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充分信赖，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助手的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可以这样讲，恩来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所作的努力，起到了别人不可替代的作用。事实正如毛泽东同志会后所说的那样：‘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杨尚昆：《追忆领袖战友同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