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的一位女同志孙玲玲同我谈了很多，原来我以前打工的那家姓吴的人，已是伪军旅长郭正治的参谋长，可以利用。我在新丰镇小学读书的时候，郭正治的儿子读六年级，很傲，后来一看我的成绩都是第一名，对我有点刮目相看。敌工部的同志注意到这些细节，认为我同他们搞好关系比较容易。希望我能通过吴参谋长的关系，经常进出郭正治的家，搞到重要情报。
这个任务我当时听后有点“悬乎”，一是他是否会把绝密文件带回家，许是放在办公室里呢；二是当时没有照相机设备，要把情报弄出来全得凭借记忆。孙玲玲说，一旦被敌人发现，可能有生命危险。我当时是个孤儿，家里也无牵挂。我说不怕，既然组织上相信我，要我干这事，我就要有牺牲的准备。
我这个人办事有个特点，最好是明天的事情今天就办完。我听说吴参谋长不回来过春节。一大早我就从新丰赶到他那里，约有10里路，早上8点多钟到，他正在锁门，如果迟一点就碰不到了。我说一来给你拜年，二来家乡鬼子扫荡很危险，求你在旅部给我找个事干干。
吴参谋长愣了一下，说今天要去检查加固防御工事，足足一整天，想了一想，又说你干脆跟我一起走。我心中暗喜，这种机会哪里有？我能亲眼去看，不是比书面情报更重要吗。居然很顺利地见到了敌人的军事要地。每到一处都有下级军官向他报告现在的工事情况和作战能力。因为他是参谋长，有权决定，他一面听一面当场拍板。
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但是他们说了半天我都听不懂啊，这些工事是干啥的我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我就以好奇的口气，为了不引起他们怀疑，大声地问他的警卫，警卫一般也知道。后来吴突然说：“你问那么多干什么？”声音很严肃。我就说：“你在那里忙，我在这里没事，不懂就问问。”他缓过来，夸我依然好学。他对我成绩好印象很深，加上我个头不大，像个小孩子。碰到核心工事，警卫也说不清，我就干脆问他本人，他比警卫讲得更加清楚，而且特别强调加固后的作战能力。我听懂了。他没有怀疑我。
我当时记忆力相当好，重要的内容都记住了。第二天向蒋键同志汇报，他负责写，整理成一份完整的防御体系加固后的作战布置。孙玲玲是敌工部驻这个地区的情报站长，她拿到材料后直说，太好了，半年的任务我第一天就完成了，像这样重要的情报，过去从来都没有搞到过。
从这件事情来看，抓紧时间很重要。这是我为党、为革命作贡献的第一次尝试。
跟着常胜将军学打仗
陶勇司令的威望很高，1942年我就听过他的名字，据说有一位陶勇司令，作战勇敢、机智灵活，善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不单是国民党和伪军怕他，连日本鬼子也闻风丧胆。
我这个人特别好学，总想着能够在他的领导之下打仗，我会学到很多东西。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我是南下干部队的文书，后来苏浙军区到了江南以后，就抽了两个人用，其中一个就是我。
军区参谋长刘先胜找我谈话：“想把你分配到苏浙三纵队，你知道苏浙三纵队谁是司令？”我说不知道，他说是陶勇。我一听陶勇，还怀疑是不是那个陶勇。
我曾经读到五年级，当时也算有点文化，那时部队的文化水平很差，刘先胜当时是想把我分配到三纵队学参谋工作。到三纵队后，又分配到作战科实习。这不就是到了陶勇身边了吗，太好了，我心里很高兴。
三天后，科长带着陶司令进来，给他介绍我：“这就是刘先胜参谋长介绍来的苏荣，他有点文化，但不高。是个孤儿，没有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