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切安排妥当，我便带领王世民、马体玉等一连战士，进入头道门，趁夜色悄悄向二道门摸进。跟上来的战士就哗啦啦地上子弹。我怕被院内的守卫发觉，就小声对马排长说：“别让他们先上子弹，听我枪响，再动作也赶趟！”
此时，晨4时许。临潼原野，风寒天冷，一片寂静。穿过庭院，三园门已近在眼前。黑夜里，只见一个蒋的步哨来回走动。我掏出手枪，对着他连击三发，然后命令我营战士开始进攻，并有意通知从城内赶来的孙铭九率领的卫队二营官兵迅速前进。我头一枪就把门内的哨兵打倒了。于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华清池“捉蒋”之幕拉开了，我也由一位保卫蒋介石安全的负责者，变成了一名“捉蒋”的先行官。
当我率王世民、马体玉等冲进三园门时，蒋的卫士长跑出房门，连声喊问：“什么事？什么事？”我们哪里理他，几枪把他击毙。顿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蒋之侍卫凭借门窗拼死抵抗。我营战士义愤填膺，奋勇攻击。这时，孙铭九中校率领的卫队二营五六十名官兵、我营金万普排长带领的手枪排，也乘卡车赶来参加战斗。
在这手枪、步枪、自动步枪和手榴弹响彻骊山山谷、震撼临潼原野的紧张时刻，我和王世民等借助黑影和廊亭，翻过荷花阁，绕过贵妃池，跃到五间厅外的平台上，见蒋介石住的三号厅的门半开着，就飞步冲入蒋介石的卧室。见床上没有人，被子还掀着，我们就急忙瞧床下，也没发现人。但是，衣服挂在衣架上，桌上一只杯子里还放着假牙。我们察觉蒋介石已经逃走，但又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心急如焚，焦灼万端。我急忙跨到五间厅外，令官兵四处寻找。这时，又传来城内张副司令的电话：捉不到蒋，以叛逆论处！我的心情越发焦急：掉脑袋是小事，完不成副司令交给的任务，可要贻误两军的大计啊！不一会儿，一连战士石志中急忙跑来报告：在五间厅外的后墙根处发现蒋的一只鞋，我们当即意识到，蒋介石可能是越墙逃向后山了。急令我营战士从左侧上后山搜索，孙营长则令他营战士从右侧搜索后山。我随即跨过飞虹桥，闯出开阳门，同士兵们—起上山捉拿蒋介石。
这时，天已微明。枯草和树枝在晨风中瑟瑟作响。满是乱石和草窠子、树杈子的骊山北坡，上上下下尽是搜蒋的士兵。大家不顾山陡难攀，荆棘扎人，恨不得一下把蒋捉在手里。在距五间厅500米开外的半山腰上，躲在一块大石后边乱草丛中的蒋介石可能是又怕又冷，不时探出头来，窥视四周动静。这情况恰被我营手枪排的班长刘允政发现，于是，连声大喊：“委员长在这哪！在这哪！”我闻声跑去。这就是今天骊山“捉蒋亭”所在地。我们遂把蒋介石连推带搡地架下山去。这时，他已失去平常的威风，只见他身穿古铜色绸袍、白色睡裤，光头跣足，面色苍白，狼狈不堪，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连问：张副司令在哪儿？在哪儿？在场的并没有人理他。这工夫，也不知是谁打趣地吹起了“接官”号，大家更感到滑稽有趣了。
张副司令交代的“捉蒋”任务完成了，我们都松了一口气。当时孙铭九带的几十个人是乘汽车来参加“捉蒋”的，只有他手下有车，而他又是负责警卫张公馆的。我一见一○五师的师长刘多荃也在现场，就请他送蒋回城。刘师长说：蒋介石认识我，我送他不方便。8时许，大家把蒋塞进一辆小车里，由谭海等人押送回西安新城大楼。那里是张、杨两将军的临时联合指挥部。
使命完成之后
使命完成后，我深知城内的警卫任务更加繁重，即命令一连、骑兵连、手枪排迅速返回原警卫岗位，我高兴地转回城内营部。临潼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也开始行动，一面包围西京招待所，把蒋鼎文、陈诚等二十几个军政大员抓住了，软禁在西京招待所；一面解除了西安的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别动大队的武器，接管了老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