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三千字，长生一万年
即使在病痛的时候，于右任仍然尽可能地多做事，而他最看重的事往往与文化教育有关。
看书、写字是于右任的生活习惯，一旦离开便非常难受。他在1964年1月14日的日记写道:“数日因事未看经书，心中不安。”而他之于“写字”(书法)，则更是不可分离，以此作为日常之事。有些熟人到于右任家，从纸篓中拣回不少珍贵墨宝。于右任从11岁开始练习王羲之的《鹅字帖》，后来他又醉心于遒劲峻拔、庄重茂密的北魏碑帖。中年以后，又专攻草书，自称:“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
靠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于右任最后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自成一家，形成名闻天下的“于体”草书。他的初期草书，沿袭魏碑的磅礴之气，用笔险劲峭拔，大刀阔斧，旁若无人。随着年岁渐高，后期草书渐入宁静恬淡之境，晚年更臻成熟，达到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地，信手拈来，皆成佳构，被尊为“一代草圣”。
由于求他写字的人很多，他每天常常要写三四十张纸，虽然劳累，但却乐此不疲。他写字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唯一讲究的就是不用墨汁写字，必须现磨现写，而且一定要用开水磨墨。每写到痛快处，就大呼“取墨来”。
于右任一生写得最多的条屏是“为万世开太平”，有一两千幅之多。这是他的心声。如果是比较了解的人，于右任则特为其撰句，他给张大千的对联是：“富可敌国；贫无立锥。”送给蒋经国的则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复旦大学校友黄季陆去台后，掌管教育，有一次请他书赠数语，于右任挥笔题书：“将中国道德文化从根救起，把西洋文明迎头赶上”。
于右任一生写的书法作品，有人粗略估计在五万件以上，作品之多，当代无双。为此，著名书法家沈尹默曾当众调侃于右任：“于院长的字不如我的字值钱，因为于右任写得太多，而我写得少。”于右任听了不以为忤，笑着说：“物以稀为贵嘛。”
于右任晚年贫病交加，生活寂苦，处境凄凉，以至于镶不起一副假牙，在荣民总医院住了三天院就喊着要回家，连说：“太贵了，住不起。”有一次，他牙疼得厉害，朋友劝他拔牙，并推荐台北最好的牙医，拔一颗牙300元台币，于右任苦笑着摇摇头，“太贵了!不要拔了。”
即使潦倒至此，于右任仍不以钱为意。他手临的《标准草书千字文》，汇集从东汉末年起到清代的154位书法家，共计1027字。这本书在他生前共修订了9次，1961年在台刊印时，于右任与出版商约定不取一文稿酬，只要求定价低廉，便于读者购买，意在推广、普及。
“我很穷，没有钱”
一生高官的于右任始终注重名节，两袖清风。当他晚年病重时，常想到的竟是“没钱住院”。
1963年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台北荣民医院。刚过三天，于右任便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5月初，于右任在疾病没有完全治愈之时便出院，病情因此再次发作。他本应马上住院，却因为住院费用的缘故，将此事一拖再拖。
在此期间，于右任仍参加社会活动。6月26日，由于喉部感染，于右任不得不再次住院治疗，但因经费紧张，很快出院。等病情好转一些，他又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写下了气势恢弘的长篇行草书《文信国正气歌》七屏，成为其最后的大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