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面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红军的抗战诚意，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不能不打动本来就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今得知蒋介石竟也萌生联共抗日之念，张学良不能不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虽说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怀疑，但张学良仍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负有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使命。
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的回电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张学良一面将董健吾与张子华奉为上宾，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张扬：这两位贵宾是南京来的。这一招果然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蒋系特务一直被蒙在鼓里。
2月21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至当时还是东北军辖下的肤施(今延安)。在机场，他托请董健吾带一封信给毛泽东，向中共表达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肤施距瓦窑堡还有200里路程。在张学良骑兵连的护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交加的泥泞中艰难跋涉了6天，终于到达瓦窑堡。
密使胜利从延安归去复命
在瓦窑堡，他们受到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的欢迎。
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正率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他和张子华一起汇报说：他们此行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实际负责的是CC系的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还介绍了南京国民党内部分化的情况。
秦邦宪等对董健吾的汇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向他提出各种有关问题。汇报结束后，秦邦宪陪同董健吾前往由关帝庙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邀周恩来、秦邦宪与董健吾、张子华等人，同去山西石楼，共同讨论与国民党谈判问题。张子华应邀去了山西，但董健吾考虑到离沪已有数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来电。电文云：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回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秦邦宪将电报交给董健吾，要他确保安全，迅速送达，并请向宋庆龄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块江西铸造的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和一套苏区的布币，请董健吾转交宋庆龄。送给董健吾的，则是80余册《奋斗》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