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
1920年代初的上海，是中国拥有229万人口的第一大城市。当时全国工人队伍发展到194.6万人，其中上海就有51.4万人，占全国工人总数1/4还要多。在国人尚在朦朦胧胧的睁眼之际，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已掀起中国工运风起云涌的开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强调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可是，当时共产党不能进行合法公开的活动，于是党中央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以下简称书记部。据张国焘、包惠僧等回忆，由于该机构不是各地工会所产生出来的机构，尚不能称为“总工会”，于是命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这是一般共产主义者从事工会组织工作的名称），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构。
如何深入底层普通工人，这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难题。包惠僧回忆中说，劳动组合书记部曾想派人分途打入青红帮，“但我们的同志都是学生出身，如果要上台讲话作报告，写文章搞宣传，倒有得是人。如果要到青帮去拜老头子，到红帮里去做小兄弟，那真是没有那个耐心，而且也不容易找到这个门路”。
20多岁的李启汉——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批团员、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却找到了门路。在书记部筹建时，上海党组织派遣李启汉，具体领导英美烟厂工人的罢工。他表现了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斗争艺术，被工人们昵称为“小李先生”。英美烟厂罢工最终于8月10日胜利。第二天即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正式成立了。书记部主任张国焘，干事李启汉、李震瀛等。办事机构设在北成都路19号（今成都北路899号）。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不久，在长沙、武汉、北京、济南、广州等地设立了5个分部。还创办《劳动周刊》，作为工人运动的机关刊物。在上海，书记部出版工运书籍，开办多所工人补习学校，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工运时代的到来。
1920年秋，李启汉在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槟榔路北锦绣里3弄（号）办了一所工人半日学校，他通过讲课、游艺、谈心等方式，通俗易懂地向工人宣传，号召大家团结起来，组织工会，与剥削者进行斗争。不久，他帮助工人建立了沪西纺织工会组织、上海印刷工人会、上海烟草工人会等许多进步工会。陈独秀著文热情赞扬说：“鄙人对于新组织的上海各业工会代表团，抱有无穷的希望；现在他们能够集合机器、纺织、印刷、烟草等真正工人的工会筹备组织，更加令人不能不欢迎佩服了。”
在工人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于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5月1日，劳动大会全体代表同广州5万工人一起进行游行，领队的一面大旗就是“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通过“在中国全国总工会未成立以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总通讯机关”案，事实上便是公认它为全国唯一的工运领袖机关。在此影响下，5月21日，上海30多个工团代表开会，联合发起组织上海劳动总工会。1922年是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第一次工运高潮的一年，到1923年“二七惨案”为止，全国共发生罢工百余次，上海发生54次，人数8万以上。
1922年，在领导上海邮务工人罢工中，李启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终为租界当局所不容。6月10日，上海工部局《警务处日报》记载，会审公廨判决李启汉“入监3个月并驱逐出境，《劳动周刊》封闭，报纸销毁”。李启汉作为中共早期著名的工运领袖，在短暂的生涯中，曾三次被捕，两入牢狱，最终为革命事业牺牲，被邓中夏称为中共历史上“坐狱最早最苦的第一位同志”。
自1921年8月11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至1922年7月18日被租界当局封闭，书记部为推动早期工运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转入地下,进行秘密工作,逐渐由产业工会代替领导工人运动的职能。1925年5月,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至此，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完成其历史使命。
平民女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开始作妇女解放运动的尝试，第一步就是创办平民女校。1921年10月，陈独秀与李达商量女校事宜，但当时共产党处于地下状态，还不能公开办学。这个难题很快由李达的夫人王会悟解决了。王会悟当时是上海女界联合会的成员，她想到可否借用女界联合会的名义来办学。几经思考，王会悟找到女界联合会会长徐宗汉女士商谈，徐宗汉是同盟会元老黄兴的夫人，在社会上很有声望，与陈独秀、李达等人私交很好。她对开办平民女校的建议欣然赞同。最终，平民女校以上海女界联合会的名义筹办。
校址选在哪里合适呢？李达夫妇当时租住在南成都路辅德里635号的石库门里弄，为了女校的筹建与工作的开展，他们租下同一弄堂的632号A（今老成都北路7弄42号-44号）作为女校校舍。1922年2月，平民女校正式开学。这是一栋两楼两底的石库门里弄房子，楼上的客堂间作为教室，课桌和椅子都是徐宗汉捐助的。楼上的厢房是学生宿舍，楼下是学生的工读工场和饭厅。由于当时共产党的经费紧张，女校每月50元的房租由李达从自己的稿费里支出。
为了扩大影响，平民女校先后两次在《妇女声》和《民国日报》上刊登招生广告，说女校是专门招收有觉悟而无力求学的女子，使她们学到谋生工具，养成自立精神。自此，一批新式女性走进里弄，得到许多名家教授的悉心教导。
平民女校的师资力量绝对是一流的。校务主任先后由李达、蔡和森担任，老师有陈独秀、邵力子、陈望道、沈泽民等一批名师，他们都有很高的学术造诣，各有一套独特新颖的教学方法，给学生真正的素质教育。高级班里，邵力子先生给大家教授国文。他所选的国文，不是传统女学所授的贞节烈妇传、太史公之类的文章，而是从当时的报纸、杂志和小说上所刊载的名著译文及评论等，和贵族女学的学习内容有天壤之别。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他的作文课教法与一般国粹先生完全不同，鼓励大家写出真情实感。英文老师沈泽民，他的教本是莫泊桑的小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穷人》英译本。陈独秀给大家讲授社会学，向学生宣传社会科学、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代数教员李达，还专门为学生讲授马列主义呢。
难能可贵的是，除了讲课外，平民女校还安排每周两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大多是妇女问题和妇女运动问题，军阀割据与世界帝国主义的关系；为何要反帝反封建等等，这在一般的女校中是绝无仅有的。陈独秀、李达、施存统等人都曾到女校演讲。张太雷、刘少奇等从苏俄回国后，也曾到校演讲，介绍俄国的革命和建设的状况，这极大地开阔了女生的视野。女校还为无力求学的女子介绍工作，鼓励她们半工半读。学生每天做半天工，读半天书，挣得的工资，可供自己生活、学习所需的费用。
1922年底，由于办学经费极度困难，平民女校停止活动，一部分学员转入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大学学习。平民女校虽然只开办了八个月，但这里培养了丁玲、钱希均、王剑虹等一批优秀的女共产党员。
钱希均从小是童养媳，是张秋人的未婚妻，张秋人参加革命后，对童养媳制度深恶痛绝，他们一直没有结婚。张秋人非常同情钱希均的处境，处处关心她，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化名张静，介绍她进入平民女校就读。钱希均从此走上革命的道路，她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26年在上海与毛泽民结婚，后来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江西中央苏区长征队伍中30个女战士之一。
1922年春，王剑虹和同窗好友丁玲从湖南来到上海，进入平民女校。王剑虹还担任中华女界联合会的机关刊物《妇女声》周刊的编辑。她的能力和才干得到陈独秀和李达的赏识。后来，王剑虹和瞿秋白喜结连理，可惜，1924年王剑虹因病英年早逝。进校时，丁玲还是位18岁的姑娘，名字为蒋冰之。她虽初次来申城，但在班里挺活跃，学习成绩也较好。在这里，丁玲受到了文学创作的启蒙教育，此后成长为优秀的共产党干部和著名作家。几十年后，丁玲仍深切怀念在女校的学习生活，回忆起女校学员到马路上捐钱，到浦东纱厂去讲演，劝工人坚持罢工的场景。
1920年代初，上海迎来了它的第一次红色破蛹，早期中共革命者秉承先行先试的精神，在建党、工人、青年和妇女运动中运筹帷幄，于风雨如磐的险峻岁月中，谱写了浩然正气的革命开篇。
（本版连环画作者罗希贤，选自文汇出版《画说中共“一大”》。本专栏内容将在上海新闻广播调频93.4、中波990，18：50的 《今晚故事》中播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