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路线的错误因为导致失败和损失而暴露无遗，易于被发觉和认识，而政治路线的是与非，容易被别的问题掩盖，不易被马上发觉，认识它需要一个过程。遵义会议上，与会者对军事路线错误的认识非常清楚，因此集中予以批评；而大多数人对政治路线是否错误，认识得不甚清楚（中央领导层对此有明确认识是在1941年中央政治局的“九月会议”），所以，遵义会议决议就对“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一方面（在总体上）肯定是正确的，一方面（在具体分析中）又批评说博古、李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毛泽东应该是认识到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在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指出：“遵义会议只纠正了博古的其他错误，没有指出其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这是不够的。”同年12月，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左”倾教条主义“全部的理论和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清晰认识，是在1940年下半年对《六大以来》的资料审核过程中。通过对六大以来的历史文献的审核，毛泽东深切地感受到了第三次“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党的严重危害，认识到这是一条比以往各次“左”倾错误路线更完备的新的“左”倾路线。由于在遵义会议上，认识也不是非常清晰，加之军情紧急、大家认识不清等原因，所以毛泽东也不可能明确地予以指出和展开批评。
张闻天1936年9月15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论及过去党的历史时，认为四中全会“领导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但过去在“革命战争的持久性”问题上的错误，以及“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都是“原则上的错误”。“当时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中央是错的”，“过去对党的领导我是负责的”。这仍然是遵义会议时期的认识。
但是，在现实斗争中，错误的路线必须改变，于是就出现了遵义会议决议没有明确否定以前的政治路线，而在会后实际工作中改变了政治路线的状况。而恰是政治路线的转变，和转变了的军事路线、组织路线协同发力，使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其特别的作用，成为彪炳史册的一页。
（作者为中央党校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