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结婚图，出自1909年的《图画日报》。
（上接B02版）
从“奇女子吴孟班”到“乐歌启蒙”
由个案进入晚清社会生活图景
新京报：你的研究方法多从个案出发，发掘个案背后的历史因素，力图还原一个时代的图景。但就晚清女性研究而言，个案是不能穷尽的，你如何选择这些案例？
夏晓虹：最初在写《晚清文人妇女观》时，我只做了两个案例：林纾和蔡元培。前者作为礼、欲、情三者统一的范例，后者则以其《夫妇公约》成为“男女平权的力行者”。因为这两个人独具代表性，我关注他们如何处理与女性或者说与家庭之间的关系。
但如果研究晚清文人妇女观，只专注于男性则难有说服力。因此我又选取了几位知名女性，比如吕碧城、秋瑾、何震逐一进行分析。特别是吴孟班。当人们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在秋瑾身上时，吴孟班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界，无论是生平还是志业，都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作为中西女塾的一名女学生，她才华横溢，据称乃“巾帼中一豪杰，于中西语言文字无所不通”（《晚清文人妇女观》（增订本）186页）。她去世时年仅18岁，仅为世人留下了两篇可以看到的文章，第一篇《拟上海女学会说》公开发表在上海《中外日报》上；还有一篇是给《中外日报》的主持人汪康年写的信。我在《汪康年师友书札》中发现了这封信，又通过这封信找到了吴孟班在《中外日报》上发表的文章。将所有资料串连起来，才发掘出吴孟班这个被世人遗忘的奇女子。
新京报：吴孟班这个女子“奇”在何处？
夏晓虹：在《晚清文人妇女观》第五章“吴孟班：过早谢世的女权先驱”中，我介绍了吴孟班“嗜学堕妊”的始末。吴孟班怀了孕，背着丈夫把孩子打掉了。丈夫邱公恪大为惊骇，问她是什么缘故。她回答说：“我生了儿女，要教育二十年，才能够成就一个人才，而我自己不免要重大的牺牲。现在我奋志求学，只要五年，就可以成就一个人才了。为了五年后的人才，牺牲二十年后的人才，在中国朝不保暮的时候，不比较的得计吗？”（《晚清文人妇女观》190页）在民智尚未全开的晚清，一个十几岁的女子能有如此言论和见识，真让人惊讶。
作为筹办上海女学会的灵魂人物，吴孟班虽然在生前无缘得见事业有成，但在其精神的感召下，身后的有志之士终于代其完成遗愿。她在女学会筹办中展露的才华、独到的见解，对后来金天翮写成妇女论名著《女界钟》有直接的影响，同时也对同时代和后世中国女性的自我觉醒意义重大。关于晚清女权的论述，如果缺少了吴孟班，就像一个链条缺少了中间一环，难以衔接。重读吴氏的遗文，其思想之锐利深刻、见解之独到精要，着实令人钦佩。
新京报：你新近出版的著作《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中，还专门用一章来讲女性生活中的音乐启蒙，对晚清女报中的乐歌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乐歌和女性启蒙之间的关系应该如何理解？
夏晓虹：乐歌分几类。除了“助学歌”，即配合学校的课程、以传输知识为目标的学堂乐歌之外，还有“仪式歌”，比如校歌、开学歌、放假歌、运动会歌、谢来宾歌等。还有“励志歌”，鼓舞女性破除家庭囿限，将女性视作国民一分子，负担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最后就是“易俗歌”，用乐歌作为通俗的宣传手段，革除陋俗，比如《缠脚歌》、《祝文明结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