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仁·德拉克罗瓦为纪念法国大革命所绘的油画《自由引导人民》，法国大革命已经成为一个记忆之场。
在诺兰导演的影片《记忆碎片》中，男主角脑部受创后，患上了“短期记忆丧失症”，只能记住十几分钟前发生的事情，他只好靠文身、纸条、照片等碎片来保存记忆，让生活继续下去。
如果套用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的概念，那些文身、纸条、照片对于失忆的男主人公而言，就是他的“记忆之场”，是他的过去留在当下的痕迹，也是他寻唤过去、建立身份认同的媒介。当然，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诺拉感兴趣的并非个体记忆，而是历史记忆、集体记忆。在历史的语境中，保存记忆的“场所”，就变成了博物馆、教科书、档案、国歌，甚至不那么具象的——一个纪念日、一分钟默哀的仪式等，它们是历史的残留，是记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象，都具有承载、形塑和传承记忆的职能。当历史已经远去，记忆的环境不复存在，与过去发生勾连的情感就只存在于“场所”之中。
流动的记忆
如何抵达历史的真实？
如何抵达历史的真实？诺拉在《记忆之场》的导言中有这样一句隐喻：“历史在加速消失”。
历史事件在离开了它所发生的现场后，重新被人们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媒介呈现出来，而经过再现的事件与历史真实永远有一定距离。它随着时空的不断改变，在每一个“当下”的象征意义与其在历史现场中的内涵越来越远，人的记忆也在不同时空中不断地被重塑与修正，意义被不断叠加或删减，内涵也就愈发空洞。
记忆被筛选、被形塑，而形塑本身又构成了记忆的场所的一部分，所以，记忆的场所也是流动的。法国大革命催生了法兰西乃至欧洲的民族-国家，而今天全法国人心目中的国庆日7月14日，作为一个“记忆之场”，却经历了从保守派、共和派、极左翼等各个政治派别的记忆争夺战——它到底是“叛国的狂暴之日”、“人民战胜王权的日子”还是“资产阶级的节日”？直到今天，它依然是不同派系各抒己见的场所。《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的主编、新史学学者孙江借用罗兰·巴特的一个概念来形容事件在再现过程中意义的空洞与变形——这仿佛是“没有中心的帝国”。
当年纳粹在柏林的烧书集会上烧毁了无数他们判定的邪恶之书，但战败纳粹政权颠覆后，历史证明了，纳粹党的元首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才是不折不扣的邪恶之书。切·格瓦拉作为一个记忆的场所，被一些地区奉为英雄，又在另一些地方被制止为独裁的暴君。在表现上世纪六十年代印尼对华人大屠杀的纪录片《杀戮演绎》中，因曾经给人民带来悲剧性灾难的政权未被颠覆，当年的利益集团依旧掌握着权力，在那些尚在世的杀人者记忆中，“大屠杀”仍然是具有合法性的，大量纪念碑也无所顾忌地美化着当年的罪行。放眼中国的近代史，历史的断裂和存续在中国的现代性探寻之路上，更让记忆所藏匿的场所看起来耐人寻味。“五四运动”的遗产在知识界被不同立场的群体以大相径庭的方式所挪用；出现在教科书上的鲁迅究竟离历史现场中的鲁迅有多远；改革开放后，当年禁忌的记忆浮出历史的地表，“伤痕文学”走进了大众阅读的视野。
记忆的场所自身不断地流动，并自我言说着，它所经历的一次又一次被重构的历史。
记忆与书写
国家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
“国家通过历史来表达自我”，诺拉写道，“在一个拥有绵长历史和深厚传统的国家，历史背负着指导和教化民族意识的责任。”所以在很长时间以来，对于一个依靠历史来传承文化的国家，历史的建构一直都围绕着民族，民族被摆放在历史的圣殿之中。而民族认同总是需要转向过去来获取合法性——通过对历史的书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