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于谈论“集体记忆”，似乎“个人记忆”是心理学的范畴。诺拉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是否对“民族的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或是重构？
孙江：理解诺拉，还是要回到记忆理论的谱系上，回到哈布瓦赫这个源头上。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被社会框架所制约，他的“个体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的论述要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圣经》构筑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法国这一经验世界。战后伴随多元价值的不断推进，个体记忆日益凸显，人们注意到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都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多样的”记忆。“复数的法兰西”可以说在承认法兰西的框架中，包含了“反法兰西”的记忆。
学术书签：关于记忆研究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cis Baco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
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是的，当知识和学识不再是写作的目的，文字（letter）即垃圾（litter），印刷物（Druck）如排泄物（Dreck）。
方法论的洗礼
新京报：所以，你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上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