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贲
曾梵志作品。
我读徐贲先生的书，已经逾十年之久。他的第一本汉语著作，应是《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其出世之日，我还在皖北小城读初中，当时风靡的“后学”于我，恍如天方夜谭，自然无缘识荆。我与他的书结缘，得等到2005年，那本《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单看书名，近乎宣言书，这正是那个年代的风潮和特色，彼时知识分子研究可谓一门显学，名目包含“知识分子”的图书如过江之鲫；时易世变，现在再以“知识分子”为题，只怕乏人问津。这本书，与其说让我见识了徐贲的思想，不如说令我感念于他的情怀。
就我所见，从2005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徐贲在中国大陆共出书十三本。2016年初，三辉图书推出了徐贲作品集，几乎将此前出版的重要著作一网打尽。这无疑是读者的福音。于我而言，还有一重惊喜，即期盼已久的《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版）终于引进，我以为，此书在徐贲写作与思想版图之上，正居于核心地位，它的出版，犹如画龙点睛。这也给了我一个契机，来谈谈这些年来阅读徐贲的体验和感悟。
□羽戈
直刺时代幽暗
从学者转向知识分子
把徐贲出版的所有书籍置于一排，我们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脉络。以2010年为界。此前他的著作，倾向于学术，从《走向后现代与后殖民》到《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看看书名，翻翻目录，即可判知究竟。这里的学术，不仅指文章的体例，更指思想的本位：他虽然对现实发言，依旧以学者自居。此后他的著作，诸如《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等，包括貌似学术专著的《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所收录的文章之主体，用徐贲的定性，叫“公共随笔”，按我们惯常的说法，就是时评。写作这些书的徐贲，更接近公共知识分子。
学者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兼而有之。学者同时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物不胜枚举。我在这里强做区分，则为勾勒徐贲的转向：不难发现，十年以来，他的公共关怀越来越浓烈，面向现实的发言越来越密集，语言与文风越来越直白，批判的锋芒越来越犀利。尽管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转向，其思想之本质并无明显变易，然而转向的出现，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因为像徐贲这样的转向，不止他一人。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知识人纷纷从喧嚣的广场退回冷寂的书斋，那么新世纪之后，潮流恰好相反。不必说研究政法、经济、社会、历史的人文学者，就连研究数学、医学、科学的理工学者，都无法压抑、掩饰对现实的关切，从学院破壁而出，走向公共媒介，走向街头和田野。这背后有时代的刺激。时代的剧烈转型，不仅导致学术的价值被重估，还导致知识人的天职被重塑，此即《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一书所探求的主题。
如今重读此书，我不由想起了博尔赫斯。1969年，70岁的博尔赫斯为其第一本诗集《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作序，他写道：“我发觉1923年写下这些东西的那位青年本质上已经就是今天或认可或修改这些东西的先生……对我来说，《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包容了我后来所写的一切。”与《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一样，《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包容了此后十年徐贲所写作的几乎所有话题：“知识分子与公民政治”一辑引出了《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明亮的对话》、《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假面大众社会和犬儒主义”引出了《在傻子和英雄之间》、《颓废与沉默：透视犬儒文化》，“文化批评的记忆与遗忘”引出了《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明确了这一点，便可理解他的转向，用流行语来讲，改变的只是他与世界的相处方式，不变的则是他与世界的根本关系。这十年来，他的思想一以贯之，像一道锐利而坚忍的光线，直刺时代的幽暗。
塑造公民理性
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
《知识分子——我的思想与我们的行为》序中，徐贲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那些努力思考，并以此来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人。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做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这里有两个说法值得注意，一是“克服公众生活思考缺陷”，二是“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明亮的对话》一书，既是对“公众生活思考缺陷”的批判，也是为中国公民与立志于成为公民的人士提供的“特殊的知识”。
中国人喜欢讲理，却不会讲理。我们的政治生活为宣传和立场所盘踞，日常生活则为诡辩和意气所主宰，这二者的共同点，不仅在于缺乏一种清明的理性，更在于缺乏追求清明理性的可行路径。不必说权力者和民众，单论知识分子，纵观二十世纪，能有几人堪称说理者呢？前半期的名家文章，梁启超擅长以情动人，而非以理服人，陈独秀杀气腾腾，鲁迅有刀笔之风，揣测动机、人身攻击等都是其惯用伎俩，这些手段则是说理的大忌，大抵唯有一个胡适，在坚守说理的底线。至于后半期，更无足观。有人推崇顾准，然而顾准虽是思想的先驱，所使用的语言却布满意识形态的残酷烙印，不合说理标准（当然这是时代局限，不该苛责）。直到世纪之交，才涌现了王小波、刀尔登、徐贲这一路说理者，在强权与犬儒交织而成的荆棘丛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相比同侪，徐贲的特色在于，他不仅说理，还教人怎样说理，《明亮的对话》正是一本说理教材。这正应了那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及徐贲所引用的安德烈·纪德之言：“重要的是你的目光，而不是你看见的东西。”就此而言，说理的价值不止在说出的道理，还在说理的过程，对说理者的训练与磨砺：如何言必有据，如何讲求逻辑，如何尊重对方，如何容忍异己的意见……正是在此基础之上，“说理才会真正成为一种价值规范和生活方式”。
说理的价值规范，即在对公民意识的培育与涵养。徐贲一直强调，说理是公民的必备素质，说理是公民在说理。我曾总结，说理之于个体，可以塑造一种公民理性，之于社会，可以塑造一种公共理性。这句话，便是阅读徐贲的感受。
基于说理与公民的亲密关系，《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适合与《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共读。我无意厚此薄彼，却必须指出，这本说理教材也好，徐贲的其他书也罢，其归宿与根基，恰是《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正如徐贲思想的要义，恰在“公民”二字，而且这两个字前，可以加上“中国”的前缀。徐贲虽飘零异国，依然心系故土，他并未疏离于祖国的苦难，反而深知当下中国最急需什么，所以这些年来，他始终恪守公民本位，坚持公民言说，普及公民观念，推行公民教育，以此来尽一个知识人的职责与一个中国人的本分。
我常常向人推荐徐贲的著作，尤其是《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和《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这两本。有人问我：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徐贲的思想？我思量半晌，答道：在无赖的世界说理，在犬儒的国度立人。所立之人，就是公民。
“知识分子政治不仅仅关心专门小圈子内的学术之争和自我定位区分，不仅仅争取知识权力资源和利益的分配，它更应当致力为广大公民群体提供特殊的知识，使他们能在计划自己的生活、设计生活品质和展望未来变革时，做出更理性、更人道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