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之场》
主编：皮埃尔·诺拉
版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靖国问题》
作者：高桥哲哉
版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
作者：杨·阿斯曼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论集体记忆》
作者：莫里斯·哈布瓦赫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新史学》第8卷《历史与记忆》
主编：孙江
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
《时间、历史与记忆》
作者：黄应贵
版本：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9年
《新史学 第8辑 纳粹屠犹：历史与记忆》
主编：陈恒，耿相新
版本：大象出版社，2007年
《文化记忆理论读本》
主编：阿斯特莉特·埃尔主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
主编：哈拉尔德·韦尔策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这句诗词是谈论“历史与记忆”这个话题时，孙江教授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回乡偶书》在孙江看来并非一首该给儿童念诵的古诗，它讲的是“过去之‘在’”，时间与空间流转，过去在当下留下了痕迹。“过去和现在发生了一个交错，我们的历史书写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形成的”，孙江在关于《记忆之场》的讨论会上说。
南京大学的孙江教授是《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的主编，与此同时，他也是中国“新史学”研究的继承者和开拓者。他和一行历史研究者共同创办了“新史学”丛刊，探讨的问题在国内历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前卫性。他的历史研究方法贯穿人文社会学科的诸多领域，研究主题涉及政治思想史、社会史、概念史等，“历史与记忆”也一直是孙江关注的领域，并在“记忆研究”领域进行了本土化的实践，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可观的影响。
借《记忆之场》在国内出版之际，《新京报·书评周刊》围绕着“历史与记忆”问题，与孙江展开了对话。
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
新京报：诺拉创造了“记忆之场”概念，其中的“场所”指涉留在当下的历史痕迹。可以谈谈这些“记忆之场”这个概念，以及它对于重构历史的作用吗？
孙江：“记忆之场”（lieux de mémoire）是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创造的词汇，由场所（lieux）和记忆（mémoire）两个词构成，来源于拉丁语loci memoriae。场所和记忆是建构历史叙事的重要元素。古罗马的西塞罗（Marcus Cicero）在《论演说家》中提到一个名叫西蒙尼德斯（Simonides）的古希腊诗人，此人号称“记忆天才”，他利用“场所”和“形象”的记忆方法，从记忆场所出发，一步步迈向回忆的场所，再现事件。
场所是事件发生地，但诺拉所说的记忆之场带有重构性特征，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记忆的场所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可以感知的经验对象，又是抽象的创作，记忆的场所既指实际的自然空间中的场所，也可以是象征和仪式。诺拉认为，教科书、遗嘱、老兵协会等，因其成为仪式中的对象，从而走进了记忆之场，“一分钟的沉默”可以被视为象征的极端例子。记忆和历史相互影响，彼此作用。与历史的实在指涉性不同，记忆之场并没有具体的所指对象，它只是一个指向自身的符号。记忆的场所有三种特征：实在性、象征性和功能性。
新京报：我们当下通过“场所”所窥到的事件，离历史真实总是有距离的。
孙江：一般认为随着新史料的发现，我们离真相愈来愈近，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很容易成为历史修正主义者的同谋，陷入修正主义者的陷阱中。
比如，几十年来围绕南京大屠杀的争论，并没有因为新资料的不断发现而戛然中止，这说明历史/事件不仅仅属于历史学的范畴，还涉及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领域。在涉及权力博弈的历史问题时，有时候历史学者应该退场。
就“记忆之场”而言，历史学者的退场，意味着场所不再是当下叙述中的客体，而是有主体性的记忆。我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其实只对了一半，因为历史或场所不仅仅是客体，它们是有话语权的。恰如历史学家卡尔（E.H. Carr）所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诺拉告诉我们要倾听历史的声音，而不是随意增减其意义。
记忆是历史的一部分吗？
新京报：如何理解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孙江：我想强调的是，诺拉所说的“历史正在加速消失”，是指那种记忆与历史浑然一体的时代结束了。这涉及记忆和历史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即，记忆与历史是对等的，还是记忆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诺拉继承了记忆理论大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的看法，他认为记忆与历史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尖锐地批评诺拉的想法很奇怪。但是，必须承认，我们可以感知的历史以及历史的见证人正在消失，20世纪末在世界范围内出现的围绕战争记忆的争论，就是在此背景下产生的。
新京报：诺拉研究了很多代表法兰西民族的象征符合，可他为何反对“纪念”？
孙江：诺拉虽然组织了大规模的记忆研究，但他反对相关的历史性纪念，我认为可以这样理解。首先，他之所以开展记忆研究，是出于对当下流行的历史学，特别是年鉴学派等新史学的不满，以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为代表的年鉴学派，重视长时段，而忽略事件性，在诺拉看来，这无疑是对事件史的一次“十字军东征”。与此相关，年鉴学派重视中世纪晚期（前近代的历史），忽视当下，它虽然也含有心态史研究，但心态史关注的是过去的积淀和作用，而不是当下具有再生产意义的记忆；记忆的历史是与过去保持连续性，并由现实的集体所承载的历史。
对“记忆之场”的研究旨在剥去民族/国民象征和神话的表层。然而，与诺拉的主观意图相反，随着前两部《记忆之场》（共三部）的成功出版，“记忆之场”一词被人们广泛使用，逐渐沦为单一性、物质性纪念场所的代名词。诺拉无奈地说道：“记忆之场试图无所不包，结果变得一无所指。”其实，《记忆之场》面临着更为深刻的困境，原本打算解构以往法兰西历史叙述的图景，无意中却重构了一部整体的法兰西历史；原本打算写一部“反纪念”的历史书，最终却成为一部关于纪念的里程碑式的大作。在第三部最后一卷结尾《纪念的时代》一文中，诺拉称之为“纪念变形”所致。
（下转B04版）
书单推荐人：孙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