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作者哈娜·科赫诺娃十岁被送入集中营，两年后被纳粹杀害，她画着特莱津的房子，忘记了现实的丑陋。图片来自《像自由美丽》
（上接B03版）
新京报：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记忆之场”，我们不断地在书写民族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创伤的记忆是不是形塑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因素？
孙江：当然。历史既是荣耀的源泉，也是悔恨的根据。黑格尔说，“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通过创剧痛深的历史叙述可以营造集体的记忆，从而建构共同体的意识。我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的“落后挨打”话语，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民族认同”的“认同（identity）”又可译为“同一性”，同一性具有排他性倾向，有的学者甚至说具有排他的暴力性。倘若过分强调这种悲情，无疑增加了认同的暴力色彩。
新京报：诺拉所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超越？
孙江：记忆研究想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必须处理好“差异性”问题。首先必须包容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法国人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差异性”的肯定基础上。诺拉书中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有这个指向，它超越了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单一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叙述维度。例如，在《记忆之场》中法国南部人的记忆和巴黎人的记忆就不一样，左翼与右翼群体对大革命的解释也不相同。
新京报：可是不同族群的记忆也是有秩序和层次的，在“差异性”中，如何看待具有话语权的记忆与被压制的记忆间的博弈？
孙江：历史是复数的，叙述自然也是复数的，从中并不能抽象出一个绝对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法兰西本身在书中也体现出多元存在的价值。德国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她说诺拉意欲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结果却建构了以超越时空的象征为媒介的抽象的共同体。
呼唤“多样的”记忆
新京报：能否谈谈“遗忘”？为什么勒南说“遗忘是民族-国家形构中的关键因素”？
孙江：如果只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谈及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人性中的“根本恶”，在哲学上讨论过宽恕“不可饶恕的恶”的问题。民族-国家内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谓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比如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岳飞庙进行祭祀，并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乾隆在字里行间表达了“满汉和解”的愿望，可以说岳飞英雄形象的定型与乾隆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是他使岳飞逐渐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
《记忆之场》这部书所叙述的场所的历史，显示了去中心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本来有着强烈对立倾向的记忆之场，成为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场所。反过来说，记忆的场所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单薄，越能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如诺拉所说“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似乎永远在场。
孙江：确实，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权力的制约，哪些可以记忆，哪些需要被遗忘，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个人的经验，具有不同于集体的面向。真的吗？诺拉认为口述史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过个体经验来检验集体经验，甚至是反集体经验、反集体记忆的。但按照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说出来就是真实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个体经验塞入其中，如果个体经验没有反集体经验的指向，它就是集体经验。
新京报：社会学和历史学倾向于谈论“集体记忆”，似乎“个人记忆”是心理学的范畴。诺拉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的概念，是否对“民族的统一性”的形成提出了挑战或是重构？
孙江：理解诺拉，还是要回到记忆理论的谱系上，回到哈布瓦赫这个源头上。哈布瓦赫认为人的记忆被社会框架所制约，他的“个体记忆就是集体记忆”的论述要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理解。他所面对的对象有两个，一个是《圣经》构筑的世界，另一个是他所生活的法国这一经验世界。战后伴随多元价值的不断推进，个体记忆日益凸显，人们注意到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都是对个体记忆的压抑。“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多样的”记忆。“复数的法兰西”可以说在承认法兰西的框架中，包含了“反法兰西”的记忆。
学术书签：关于记忆研究
常识的转向
新京报：您提到，记忆研究的兴起是对抗历史书写，这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开启的呢？
孙江：所谓历史，一般指由文字所承载和传递的过去的信息。对于文字这种历史/记忆的媒介，历来存在截然对立的理解：一种是怀疑的态度，认为文字在人心中播下“遗忘”的种子。另一种认为文字具有魔力，是作为抵抗第二种社会之死——忘却的武器。培根（Francis Bacon）说，图像记录过去，不具生产性；文字内涵精神，可使旧思想萌发新芽。
从文字发明到印刷术普及，再到今日电子媒介的无所不在，我们身处“链接性转向”（connective turn）时代。历史成为“潜在性”知识。人们不必在尘土堆中寻寻觅觅，只需凭借一定的工具即可乾坤大挪移：搜索引擎可以帮助我们搜索到任何信息。
“链接性转向”使得固有的文化结构和学科常识正在崩坏。文字是通过视觉记号将语言符号化，而历史留下的“痕迹”不是，“体现在文本中的”史料和“表现为痕迹的”史料分别占据了对立的两极。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符号化的文本是某个时代意识的表象，带有所属时代的偏颇和自我欺瞒。而痕迹是间接性的信息，可以证明没有固化的时代记忆，这种记忆没有受到检阅，未曾伪装。所以，在史料唾手可得的“链接性转向”时代，需要发现文字/文本之内与之外的痕迹。
面对不断重复再生产、食之而不得下咽的“历史”，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冷笑道：“想想那些学者们，那些疲乏的母鸡（Hens），他们肯定不是和谐的物种。他们只是比以前叫得更多，因为他们下蛋下得更频繁。可尽管有关他们的书更厚了，蛋却总是比以前更小。”是的，当知识和学识不再是写作的目的，文字（letter）即垃圾（litter），印刷物（Druck）如排泄物（Dreck）。
方法论的洗礼
新京报：所以，你提及历史研究需要经受“方法论”的洗礼？诺拉开启的历史学方法论具有怎样的特点？
孙江：“记忆之场”是历史学寻求自身变革的产物。回顾上世纪80年代国际历史学的动向可知，“语言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对史料至上的实证主义史学提出了挑战，作为对过去进行表象（représentation）和再表象（re-représentation）的历史学，其在追求历史的真实性时，必须回答文本（文字、图像、声音等）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问题。
在《在记忆与历史之间》导言中，诺拉虽然没有言及“语言学的转向”，但明确指出历史学面临着“认识论”的大问题，需要确认自身在“当下”的位置。而“记忆之场”的实践告诉读者，在诸如档案等一手史料之外，日记、回忆录、小说、歌曲、图片、建筑物等均可成为话语分析的工具。
以往谈历史，追求的大多是和当下人类情感不太有相关性的主题，而诺拉所追求的“记忆之场”是另一种历史，当下的历史，与过去保持连续性的历史，现实集体所传承的历史。此外，我们以往对“历史时间”的看法有所偏颇，因为“未来”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其实“历史时间”包含了“未来”，用德国史学家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话说，历史书写是缩短过去与未来的距离，是过去的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和未来的期待视野(horizon of expectation)的混合。
新史学的实践
新京报：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视野中处在什么位置？中国经验的特殊性又能为“记忆研究”贡献什么？在当下中国又有什么现实意义？
孙江：如果以2002年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举办的学术会议算起（杨念群、黄兴涛、毛丹主编《新史学》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的“新史学”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期间出版了我主编的《新社会史》丛刊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后来又改为今天的《新史学》丛刊（中华书局），可以说，我们的新史学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论文被翻译为英语、日语和韩语，还有国外学者专门撰文评论这个丛刊。为什么能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我想用一句话概括，它具有“全球本土化”（globalization）视野。所谓全球本土化，就是全球化的关怀和本土化的实践。
就记忆研究而言，我主编了《新史学》第八卷，《历史与记忆》，有四个主题：“唤醒的空间”、“记忆之殇”、“记忆中的历史” 、“殖民·后殖民记忆”，选择的主题不同，切入的方法亦异，均面对着一个具有实在性的“不在”——历史是如何被表象之问题。中国历史悠久，社会的复杂性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我一向认为只要紧扣中国本土问题，一定能写出傲步于国际学界的记忆研究。顺便做个广告，在我主编的即将刊行的“历史与记忆丛书”中，有两本关于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一本是我们的博士生写的，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南京大屠杀事件业已成为一个国际话题，但关于它的研究的国际化尚有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