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十月某一天的下午。
山老胡同一个不大的四合院里，摆放着一条长桌和几把椅子。长桌这头是一面堆满了各种酒类的吧台，而那头，是空无一人的屋子。屋子里的舞台上，话筒架、吉他、贝司、鼓……各种乐器满满当当，也静静悄悄，等待着在院子里那位来回踱步的年轻人，在午夜用铿锵的Freestyle将自己激活。这里是黄昏黎明俱乐部（DDC），京城一个颇有名气的Livehouse，而那位年轻人，叫做大卫。
大卫总是身穿一套黑西装，头戴黑礼帽，留着一圈络腮胡。明明是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但一眼望过去，好像看不穿他的年龄。与大卫对话，可以收获超现实主义的感觉，因为极少遇到，尖锐犀利和柔软真诚，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如此和谐共存。大卫的身份很难定义，不过他微博签名处的四个字，似乎昭示出某些信仰：“诗，乐，影，人”。“诗乐影，这三者单独摆出来，就像是有灵魂的躯干，但是如果摆在一起了，它们就变成了爪子和手，它们会互相撕扯，会把彼此最本质、最精华的部分掏出来，再拼凑在一起，变成一个新的灵魂，而这些灵魂之间也在互相延展、互相解释。就是在这样一个冲突、摩擦的过程中，构成了我个人美学的张力，”大卫如是说。
诗为源
“被诗意震撼的时刻，你就是诗人了”
人们见到大卫，大多数状况是他在舞台上Freestyle，喋喋不休，汉字以数不尽的排列组合方式从他的嘴中发射出，以不同的力量飞踹向每一位观众。但是，这样一个如此淋漓尽致表达自己的个体却说，他曾经得过一段类似自闭症的心理疾病，并且，诗意才是他的艺术本源。
在十几岁时，大卫大部分时间都活在“特别锋利的恐惧”里，但那种恐惧又是未知的，于是，他每时每刻都在心灵深处为自己伪造出一座座奥斯维辛，“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和外部的世界隔着好几座山峰、好几个大海。但是后来有一天我突然开始想写日记了，写着写着我就觉得，我获得了色彩，而且这种色彩，完全是在我内部生出的颜色”。彼时，大卫在写作中第一次切实得到了私人生命体验，“写作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求生的手段，我相信我的每个字句就像一个漂流瓶一样，一定会被有心人捡到。但即使没人捡到，我也会在完全没有功利的自我表述中获得生命的色彩，把我的命运救赎出来。”
大卫家中四处堆满了书，每天的阅读，是他与世界完成沟通的重要途径。大卫每次出门，都会挑选三本书装进随身携带的布袋里，“我会带一本诗歌，一本小说，一本社科类，这几种表达加在一起，它们合理的滋润才能让我更立体。”采访当天，大卫随身携带的是曼德施塔姆的诗集、三岛由纪夫《假面的告白》，还有一本讲述奥斯维辛的书，这些都是他出门前，依据直觉挑选出来的。
大卫喜欢阅读俄罗斯和东欧国家作家的作品，因为“如果你想理解当代的中国，那么那些曾经与我们共同负担、共同经历过同一种苦难的国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的一些独有景观——集中营、种族灭绝、集体死亡等，都可以在那里看得到。可以说，死亡是被批发的。布罗茨基说，写诗就是在练习死亡，我热爱的三个东欧作家——舒尔茨、马内阿、伊姆莱，他们的一生都在思考死亡，字里行间，每时每刻，都在和死亡勾肩搭背，这点我与他们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