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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歌剧必须民族化才有观众”

2016-01-11 10:12:42      参与评论()人

■ 沪上多位专家学者从新版《白毛女》讨论中国歌剧发展

20世纪初,中国引入西方歌剧,解放前后形成了独有的民族歌剧。但改革开放后,现代派理念涌入,如何平衡真正的歌剧语言与民族特色成为难题。

最终与会者一致认为,新版《白毛女》的成功证明民族化才是中国歌剧未来的根本。

新版《白毛女》将传统剧情和音乐曲调保留了下来,但也融合了西方歌剧的表现手法。

作为中国民族歌剧的里程碑,《白毛女》1945年首演以来盛演不衰。去年12月,由文化部组织复排的新版《白毛女》在全国巡演,引发观演热潮。1月7日,上海市委宣传部、上海市文广局主办了“中国歌剧的现状与发展”座谈会,沪上多位专家、学者、表演艺术家以《白毛女》为引,探讨中国歌剧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白毛女》采用北方民间音乐曲调,吸收戏曲音乐及其表现手法,在西方歌剧中国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一步。当天的研讨会也有一个中心话题——歌剧的民族化,与会者认为,《白毛女》对中国歌剧发展的启示在于:中国歌剧只有民族化才有未来,只有扎根于民间,有可听性,才能有观众。

注重旋律

要有好的文学底本

歌剧发源于意大利,继而传到法国、德国,深入其民族血脉,后来又有了著名的俄罗斯学派,及至英国、美国流派,歌剧每到一个国家,都有一个民族化、重新寻找定位的过程。从音乐创作的角度来说,每个流派各有不同,但都有一个共性,就是把音乐创作的语言和本民族的文化结合。

20世纪初,中国引入了西方歌剧,解放前后形成了一个独有的民族歌剧传统,比如《白毛女》、《洪湖赤卫队》、《江姐》,这些基于民歌、民间曲调、戏曲曲调发展出来的民族歌剧在20世纪中叶达到了高潮。在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观察看来,这类歌剧有一个优势,就是考虑到了中国人的接受能力,曲调琅琅上口,带有强烈民族特色,“老百姓特别喜欢。”

改革开放后,中国歌剧界接受了一些现代派理念,开始探索怎样用更具歌剧性的语言来创作中国歌剧,最突出的是金湘的《原野》,既吸收了大量现代音乐技法,同时也考虑了中国观众的接受能力。“进入新世纪后,中国歌剧到底应该怎么做,应该说大家的共识不是很强。”杨燕迪说,再加上国际推新作乏力,新创剧目进入保留剧目的比率很小,这导致国内歌剧界很难从西方同行处获得借鉴,“对中国作曲家而言,恐怕要在几个夹缝里,或几个不同方向中找到某种平衡。”

歌唱家魏松在台上唱歌剧多年,他的经验是,有些中国歌剧写得很洋派很现代,但大众的接受度并不高,“中国人很喜欢听旋律,不像外国人要听和声、配器之类复杂的东西。”所以,他建议中国歌剧扎根人民。杨燕迪同样说,中国观众对不谐和音、现代语言的接受度较低,“一定要考虑一般听众听觉的可能性。”

再来,杨燕迪建议中国歌剧创作,一定要有好的文学底本。回过头来看,《原野》、《骆驼祥子》、《雷雨》等公认成功的歌剧,都是建立在有好的话剧脚本或文学作品基础上。这也是世界歌剧的一个规律,从莫扎特《费加罗的婚姻》到比才《卡门》,再到雅纳切克《死屋手记》,莫不如是。

从历史上看,歌剧最早是宫廷剧,表现对象是帝王将相,到新维也纳歌剧时,主角变成了社会中的普通人。中国歌剧如《白毛女》、《江姐》,其主角也非历史上的有权有位之士,都是用普通人的命运来折射历史进程。在作曲家许舒亚看来,中国歌剧要继续创作这类人物,抓住历史,勇于寻找能代表国家发展时期的新生命,反映整个国家的民族命运,“这样才可能会留下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扎根民间

从民歌与戏曲取材

因为风格独到,意大利歌剧一听,就能让人知道这是意大利歌剧。与会者普遍认为,中国歌剧也要找到独有的音乐语言,让人一听就知道与意大利歌剧不同。

“中国人有自己熟悉和喜爱的民族音乐语言,你如果不用,老百姓很难感动。”作曲家何占豪认为,中国的民族音乐语言藏身在广大民歌中,也在中国特有的戏曲中,譬如《江姐》就是以四川民歌为主要素材,同时吸取了川剧、婺剧、越剧等戏曲音乐手法,两位作曲家还专门跑到何占豪当时所在的越剧团学越剧。

谈到新生一代作曲家的培养,何占豪认为,作曲家要从小熏陶民族音乐,有民族音乐的底子,写出来的东西才有民族情感,“你发展得不中不西,就像大山讲普通话。中国很多作曲家写出来的曲调,你说是中国的又不是,说是外国的也不是,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也听不懂。这样一代人,很难写出好歌剧、好旋律。”他强调,中国作曲家的作曲技巧,一定要与中国的民族音乐语言相结合。

演了一辈子歌剧,歌唱家任桂珍的体会也是“非得民族化不行”。《江姐》是任桂珍的代表作之一,这些年单上海歌剧院就演了差不多五百场。她总结,此剧之所以受欢迎,除了人物和剧本动人,关键是好听,观众觉得过瘾,“音乐里面包含了各种地方戏的素材,非常有味道,你非得这样唱,非得拐这个弯才能表达出这个感情。”《刘胡兰》、《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同样都有地方戏素材,“唱起来我从没有感觉到别扭、不舒服。”

早年,上海歌剧院还要求演员学地方音乐,任桂珍学过评戏、黄梅戏、越剧,素材刻进脑子里,再唱民族歌剧就不生硬了,“《梁祝》的旋律多动人?常香玉的《白蛇传》,你光听唱腔眼泪都会掉下来。新凤霞的唱腔、音乐形象多么动人!”她感慨,中国民间戏曲有太多东西可供挖掘,中国歌剧扎根民间音乐,可以丰富歌剧音乐语言。

让任桂珍颇为痛心的是,歌剧界似乎存在西洋歌剧第一、民族歌剧第二的情况,她希望能提高民族歌剧的定位,“我们没必要把好东西丢掉,把别人的东西搬过来,弄得四不像。”也有剧作家和作曲家觉得,作品写得越复杂越好,但在任桂珍看来,旋律更重要。她印象深的是,有时看歌剧、听音乐会,从头到尾没记住一句旋律,没一句好听的,“好听的歌剧,听了以后你会哼出来。”就像《白毛女》直到现在都很容易被接受,“民族歌剧只要旋律写得好、题材好,观众就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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