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应酬书法现象的描述和分析之上，我进一步提出这些问题：如果说中国书法中的许多作品是为应酬而作的话，我们还能不能把这些作品看成是书法家的“心画”？我们还能不能理解他们的创作动机？这些问题又把我们引向对中国书法艺术中修辞现象的关注。在使用“修辞”这一词时，本篇偏重的是一种说词的字面意义和事实不相一致的一面。当一件书作的主要文本、作者的题跋、他人的题跋、后世的评论都可能存在着言不由衷的“修辞”或是陈陈相因的“套话”时，我们怎样才能理解一个作者真实的“创作意图”？特别是当中国书法和实用书写常常难以剖离时，所有能够进入收藏的名人字迹是否都能算是“创作”、这些书写是否具有“创作意图”都成为必须先要厘清的问题。自从我提出书法中的“修辞”这一问题后，艺术史界做出的回应并不多，少数研究古代文学界的学者予以重视，并讨论了文学史上存在的类似问题。若要将这一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实际困难比较大，因为它除了要求我们掌握充分的资料，对研究对象的创作情景、所处时代惯用的语言都相当熟悉外，还需要努力跳出已有的思维习惯所划下的条条框框。虽说研究难度大，但这又是把书法史研究推向深入必须跨越的一个障碍。
本书的外篇是这次增补的主要部分。它最早是1999年3月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主办的一个学术讨论会的发言，后来发表在著名的英文汉学杂志Asia Major上。这篇文章和《从傅山和戴廷栻的交往论及中国书法中的应酬和修辞问题》虽然在内容上有一些重复，但侧重点却不同。后者着重讨论应酬书法和修辞的问题，而这篇文章虽然也涉及应酬书法，理论关怀却指向文人艺术家文化资本的建立、积累和运用。
在将《日常生活中的书法》一文改为本书的外篇《文化资本在日常生活中的运用》时，笔者尽量删去了和下篇重复的部分，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论述和最近几年出现的新资料。从1992年开始研究傅山，至今已有二十三年。虽说自从2007年为纪念傅山先生诞生四百周年撰写过一篇论文后，这八年来我没有写过关于傅山的论文,但是，对相关的研究、出版动态和新发现的资料，我一直予以关注。
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傅山的交往和应酬》时，汪世清先生刚在北京去世，我在后记中表达了对他的纪念。当1990年我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不久，就在耶鲁大学举办的八大山人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了汪先生，从此在收集资料方面得到他的指导。在处理古代文献方面，先贤和前辈（特别是乾嘉时期以来的历代学者）早已发展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这是中国的艺术史学者应该珍视和继承的学术传统。尽最大的努力收集和考订原始资料，是实实在在地推进我们这个领域走向成熟的最基本要求。正因为如此，2013年7月我在接受《南方都市报》的访谈时，专门指出“中国艺术史的研究需要继承传统的治学方法”，记者把这句话作为访谈的标题，因为它代表了我对艺术史研究的基本态度。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是有针对性，在我看来，尚有不少国内的艺术史研究者和在海外工作的华人学者，对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但是，在同一篇访谈中，我还谈到了理论建设的重要性，希望中国学者能够比较和借鉴西方理论，通过深入的个案研究来发展中国的艺术史理论。本书便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一部抛砖引玉之作。
（《傅山的交往和应酬》增订精装版即将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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