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我从西藏自治区人事局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语一系读研究生。从拉萨赴京前，单位的同事陈福、赵永芳和西藏档案馆的朋友高贺福等，都是民院藏语系七六届的毕业生，给我讲了很多系里的掌故，建议我最好跟着王尧老师学习藏语。很幸运，报到开学后，王尧老师真在历史系开了藏语班，当时来上课的有十多人，很多人中途离开了，留着的有王湘云、陈楠、沈卫荣、吴玉贵、史卫民，我们自豪地称这届藏语班是“黄埔一期”。
藏语课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两周时间讲藏语拼音。第一次上课，王老师上来先说，藏人是非常善良的民族，你看，汉人缝衣服，针尖朝外，由内往外扯线，容易扎到别人；藏人缝皮袍，由外向内扯线，针尖朝内，受伤的只能是自己。等学习了三十个字母和藏文词汇基本结构，王老师先让大家练习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法。选读的课文是《猴鸟故事》《禅师与鼠》《米拉热巴传》和《王统世系明鉴》，讲授课文时特别注意串讲课文中出现的语词，我很多西藏文化的知识都是从王老师解释语词时得到的，有时一节课只讲几个词就到时间了。我至今记得的例子，说藏语du-ba是燃烧柴草的烟雾，主要是灶火的烟雾，以灶烟统计安家立灶的户数，叫du-bagnam-gtong，噶厦的乌拉差役很重，有人家就要支差役，“烟火差”叫du-bagnam-gtong-khral；又讲到《米拉热巴传》时提到水渠，说水在西藏古代农耕社会中非常重要，所以现代藏语的“水”的敬语是chab，“昌都”chab-mdo就是水的汇合处，敦煌文献形容藏布江波浪为chab-chab，谁控制了水谁就有了权力，所以“政治”就是chab-srid，“臣民”就是chab-'bangs。王老师最为满意的是对藏语mig“眼睛”的解读：现在的拉萨话mig没有前加字和下加字，后加字-g读音弱化，老师从嘉绒藏语中找到例证，mig“眼睛”读d-myi-g，完整地保留了古藏语的前加字和下加字，由此可以探索藏语声调的变化；讲解《米拉热巴传》时更是声情并茂，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后藏的风土人情，老师脚踩上凳子，手搭凉棚，竖起耳朵，模仿米拉妈妈说“不会是我们家米拉闻喜吧？”“没有比我们娘仨再悲苦的，她爸爸呀，看看你们家儿子吧”，然后讲到后藏民居屋顶的用途，讲到妇女围裙抖灰诅咒的习俗。藏语课下午一点半上课，整四个小时，教室是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旧办公室，王老师讲课声若晨钟，抑扬顿挫的藏语发音满楼道都听得见。
上课时讲得最多的题外话就是于道泉先生的“特立异行”，说于先生反复对人说明他只是翻译了《仓央嘉措情歌》正文，其中的藏语音系的解说出自赵元任先生，不敢掠美；另一条经典的段子是于先生晚年热衷藏汉文数码代字，与儿子交流要对方用代码回复。老师对于先生的尊崇溢于言表，说要为于先生编辑一本收录大部著作的专集，此后的十余年，王老师费心搜集各处文稿手迹，请季羡林先生和于先生的妹妹于若木先生写了前言，编辑了纪念专集《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200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先生对来自边远民族地区的学生尤其关照，我是祖居银川平原的宁夏汉人，王老师开玩笑说我有可能是西夏后人，要不就是洪洞县的山西人。一次下课推上自行车，王老师让我跟他出来，转到学校西门外胡同的一家小店，要了两碗炸酱面，边吃边嘱咐我要加强语言学习，说边疆高校的学生基本功不差，只是缺乏视野和方法，一张白纸，正好涂画。又说中文系毕业也没有问题，万金油，什么都可以学进去，就是做藏学，古汉语和文史训练也少不了，老师说他就是翻译《萨迦格言》和《藏戏故事》进入藏学的，讲到《萨迦格言》汉译稿在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连载两月，老师很是得意。临别，王老师给我两篇他参加国际会时带回的论文让我先试着翻译，一篇是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的《1949年以前的拉萨街谣》，一篇是寓居法国的藏人噶美桑丹的《天喇嘛益西沃的文告》，我奋战两周，把两篇文章译完，交回王老师。大约过了几个月，一天，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夏宇继女士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篇译稿要发表，很纳闷，拿来一看，是王老师把译稿交到杂志发表了！后一篇译稿刊发在《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二辑，因文集中已经有我翻的译文，王老师将本篇署名改为“严申村”。
王老师知道我喜好美术，考过美院但两次落榜。一次拜访，王老师说我这里有两本书，你先拿去看看。一本是维也纳大学内贝斯基博士的《西藏的神灵和鬼怪：西藏护法神的形貌和造像》，另一本是波恩大学扎雅仁波切的《西藏宗教艺术》，当时找到国外的学术资料很难，看到国外书籍不容易，我就迫不及待地找能够单独成篇的章节，逐章翻译出来，每月两期，在我同学邓侃主编的《西藏科技报》文物版连载，稿费有二十多元，可以补贴家用。此书后由西藏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结集出版，也是我研究西藏艺术史发表的第一部译作。内贝斯基的著作我也在同时翻译，王先生当时倡议编辑一套《国外藏学译文集》丛刊，联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杨志国和冯良编辑，陈楠、沈卫荣和我都加入了筹备，内贝斯基大著的一些章节和一些王老师带回来的国外论文的汉译稿都收在译文集发表了。此后，维也纳科学院斯坦凯勒教授和王老师都为《西藏的神灵和鬼怪》中文版撰写了序言。1993年，冯良责编的这部书由西藏人民社出版，上下卷，共九六六页。本书对促进当时及之后很长时间内西藏苯教及民间宗教神灵体系的研究作用甚大，一度成了北京地铁书摊的畅销书。
民院毕业后，我一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和王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经常去老师家蹭饭。有次印名片，居然将王老师家电话当成自己的，王先生说接到了很多找谢继胜的电话啊。1988年，我儿子出生，王老师和师母送了我们一辆竹编童车。最令人难忘的是1994年冬天，我赴藏工作期间突发疾病，稍后被送回北京治疗，住了一个多月的同仁医院后回家休养，病情最严重时胸闷气喘不能下楼，需要吸瓶装氧气，整个人情绪低落，抑郁寡欢。三月的一天，天气晴朗，在屋里也能感受到初春太阳的温暖，王老师和师母带着孙女到劲松社科院宿舍，上到九楼来看我。当时忘了生病，从床上翻下来见老师，王老师说：“小谢，没事啊，过些天肯定好了。”又说，“我和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先生前段开会碰见了，金先生还想招收有藏语基础的研究生做西藏艺术史，只有熊文彬一个还不够，你有美术基础，去考吧，我和金先生共同指导。”老师又宽慰了我一阵起身离开，我坚持送到楼下，看着王先生去广渠门坐52路，眼泪突然盈上眼眶。1995年5月，因为病没有好利索，我在西藏的画家朋友翟跃飞的陪同下，参加了帅府园美院五门课程的入学考试……或许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转向。
王老师像民院很多老先生一样，有很强的民族家国情怀，时时刻刻念叨费老的十六字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对元明以来汉藏佛教文化的交流着力尤勤，总是强调多民族共创中华文明史。我们经常讨论说，“想想白色覆钵大塔是北京、甚至是很多内地城市的象征”，想想宿白先生指出的藏传佛教的传播“从雪域高原到东海之滨”，“我们应该梳理藏传佛教及其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史”；西方西藏艺术史家把西藏艺术全部归于印度南亚艺术的支流，这不完全是事实，印度十三世纪以后几乎没有佛教了，藏印之间此后也没有什么联系，即使吐蕃时期，我们存留的中唐敦煌壁画、汉藏边境发现的纪年摩崖石刻，与汉地敦煌的联系要比与印度的联系更密切。正是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1996年发表了《唐卡起源考》，确凿地指出了唐卡的装裱形制源自宋代“宣和装”。回头一看，我这几十年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王先生、金维诺先生和宿白教授倡导的多民族佛教艺术史的框架内，我和廖旸、熊文彬、罗文华等十余年来在各自熟悉的地域对藏传佛教艺术在中国内地的传播进行了持续的调查，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完成了《藏传佛教艺术发展史》《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杭州飞来峰石刻造像研究》。2005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后，王老师建议我看看黄灏先生的书，把北京的藏传佛教文物全面摸查下。当时在学校恰好招收了首届研究生，有了帮手，魏文、贾维维、杨鸿蛟、闫雪、李俊、郭丽萍、孙林都参与了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的调查，终于完成了三大卷的《元明清北京藏传佛教文物研究》，即将由北京出版社出版。2015年，我们申请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献、图像与西藏艺术史构建”，以西藏腹地西藏艺术本体为中心，构建完整的西藏艺术史体系。这一切的学术脉络，都与王尧老师、金维诺教授和宿白先生的学术理想有关。
王老师是国内藏学界最早参加国际藏学会的学者，1999年，我从燕京学社回来，去看望老师，谈到我们曾一起参加的由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国际藏学会，说能不能中国学者也组织一个专业国际会议，王老师说，据说申报手续很繁杂，你是“组织部里来的年轻人”，没有上一辈的人事瓜葛，试试看。2001年3月间，我和同事廖旸，联络了藏学中心的熊文彬博士，开始张罗“第一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英文缩写成ICTAA，当时社科院民族所从所长到室主任都很支持，但是没有经费。恰巧我到川大藏学所去开会，努力地提交了“青藏铁路建设对我国藏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多元影响的追踪研究”的会议报告，媒体报道不少，估计藏学所所长霍巍、石硕教授都很满意，一拍即合，川大藏学所愿意和我们一起来筹备，提供经费五万元，所有的会议文件和与学者的通联都是廖旸和我处理，参加会议的各位大牛都帮忙做会议口译，并由此形成了西藏艺术国际会的传统，历届会议帮我们做会场口译的有张海洋、纳日碧力戈、沈卫荣、韦陀、彭文斌、宁强、景安宁、周文欣、王迎等。此后，虽然我调动过两个单位，但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会从2002年的第一届到2015年的第六届，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认可的国际例会。今年8月，陕师大举行国外藏学中心成立仪式，其间和老师还谈到我所在浙大汉藏佛教艺术研究中心的发展和成立西藏考古与艺术研究国际学会的话题，说浙大有姜亮夫、蒋礼鸿以来的敦煌文献学传统，能在这样的一流高校建立个汉藏佛教艺术研究的机构，也算小谢你功德一桩，就看以后怎么发展下去。
我现在带研究生，经常请同学聚餐吃饭，同学问起，我说跟王老师学的。王老师实际上非常节俭，但经常招呼同学吃便饭，名言“教授就是请学生吃饭的”，那时候吃饭也就是在民院周边的小餐馆吃各种面条、炒饼。我记得比较奢侈的有两次，一次是请几位家在北京的弟子吃西单南口的全素斋，另一次，大概是1996年前后，大家一起讨论《西藏历史文化辞典》的编辑大纲，会后被各位弟子裹挟到魏公村的一家叫双盛园的海鲜店，七八位竟花了将近九百元，王老师“心痛不已”，说“九百啊”。记得2004年，我在台湾云林一所大学汉学所当客座教授上课，随王老师从斗六坐火车赴台北去看望他妹妹，出了台北车站，老师执意要坐公共汽车前往，出租车停下都不坐。虽然如此，老师将自己多年购藏、收集的善本分别捐献给弟子及再传弟子所在的高校资料室。
和我年龄相仿的这一辈学者，几乎都得到过王老师无私的帮助，有年轻人因为听了王先生的课程或讲座转向了藏学研究，很多年轻人的论著通过老师推荐发表，更有年轻人通过老师的朋友圈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从二十七岁从拉萨进北京到转赴西子湖畔浙江大学，至今已届三十二年，要说本人学术生涯中的最为重要的人，只能是王老师。记得刚调到首师大，因为极不善于表达，开始上课自己两腿先打哆嗦，准备三节课的PPT，半节课就讲完了，记得王老师听我复述讲课内容后，说我是“茶壶煮饺子”，点拨说每节课讲清楚一个重点，反复讲透，语速要慢，课堂讲话语句主宾谓要完整，不要前言不搭后语，不指望把你知道的都要一下子全倒出来。王老师带学生多在言传身教与耳濡目染，能够得到老师具体指点，把我从“河套土著”改造成一位教师和研究者，真心觉得非常幸运。
我这两年，整个夏天一直在西藏考察，回来也多在杭州。一天，人民大学沈卫荣老师电话说王先生轻微中风，住院了。赶到武警总院医院病房，老师没能认出，同在病房照看老师的陈践老师说，“王老师，是小谢。”等换了三层大病房，我再去看，王老师立刻认出来了，说自己没事，让我在南方好好工作，“你是西北人啊，呆一段才能知道江南的好。”此后，王老师似乎完全恢复了，去西安参加了陕师大国外藏学中心的成立会，其间还接受了陕师大历史地理杂志的采访。过了两个月，沈老师给我电话，说王老师在家摔倒了，脊柱受伤，住在水利医院。等我赶到水利医院看他，已经住了近二十天，前期绝对卧床，我见到他时，已经能够扶着支撑架站起身来。见到我反复说，我这辈子有你们这些同学做朋友非常知足，藏学以后就要靠你们去发展了。离开时，王老师突然拉住我的手说：“小谢，不要忘了我啊”，我当时一愣，赶紧说老师您很快就康复了。
此后王老师住到北京西郊四季青敬老院，一天晚上我去看他，看住宿条件非常好，有个河南小姑娘照看，我说王老师您这是四星级饭店敬老院，王先生说好是好，我每月退休金都交这儿了。当时老师还能吃满一碗饭，喝一瓶酸奶。看晚上快八点了，说小谢你先回吧，住得远。
出了老师房间，记得敬老院的走廊很宽，几乎无人，院子里暖色的路灯穿过玻璃、非常耀眼。仅仅两月之内，再次见到王老师，已经是周身簇拥着鲜花……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