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出版，含200万字未刊档案 注重通俗化、社会化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中有200多万字的内容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内的多家档案馆所藏未刊文献，以及首次译自英、美等国外交文献集的材料，均系首次刊布或翻译。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共十卷24册，1000余万字。
近日，《中华民国时期外交文献汇编1911—1949》（以下简称《汇编》）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十卷24册，1000万字，是首部系统、全面对民国时期外交文献进行科学整理的大型文献集，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极大方便了近代史、外交史的研究。
《汇编》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撰，中华书局出版。该书共分十卷24册，1000余万字，是首部系统、全面对民国时期外交文献进行科学整理的大型文献集。内容涵盖了整个民国时期，体现北京政府外交、民国政府前期外交、抗战时期外交、战后善后外交等不同时期中外关系呈现出的特点，为还原民国时期外交史的面目提供了史料基础。其中，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作为编纂方，提供了200万字的未刊档案，成为本书最大亮点。
4月9日上午，中华书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邀请全国众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为《汇编》举办了一次研讨会。
本书编纂方、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代表郭必强表示，编辑这套文献时，他们始终很注意史料的通俗化、社会化，“就是究竟编什么样的史料能够适应学术界以及被社会所接受，让史料成为‘可以阅读的东西’。”从大家的反馈来看，达到了这一目的，“这书便于研究、便于学生阅读，一般人也能看，这是非常重要的。”
“资料主要包含三大类”
《汇编》共1000余万字。“这是30多个人做了整整11年的成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所长王建朗主持了本书的编纂，据他介绍,“从开始编书到现在应该有11年的时间，本所的参加者就有21个人。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有11位同志，是他们从二档的档案里挑选了差不多200万字（至少150万字）的档案，所以加起来有30多人做了11年。”
“资料部分主要由三种资料类型构成。”王建朗说,“一种是各种已刊的文献，包括政府公报、外交公报、报刊杂志、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以及过去已经刊印的各种各样的专题的资料集；以及一些档案馆的未刊档案，这部分通常是我们编资料的来源，这是一个主体部分。第二部分是比较有特色的，就是跟第二历史档案馆合作，他们拿出几百万字未刊和已刊档案，第二档案馆以前还没有做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提供的这部分档案对于全集应该说增色不少。第三，是我们广泛地翻译了各个国家出版的官方的历史文件，比如说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外交文件，苏联外交文件集，日本外交文书，以及收藏于日本、美国、俄罗斯这些国家未刊的档案馆的档案，所以这也是本书非常重要的特色。我们这些课题组成员都去过俄罗斯的联邦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日本外务省的外交史档案馆等，引用了大量的资料，所以多语种的外国外交文件的使用，也是本书的特色。”
以章节目录形式编排分专题和国别整理
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介绍，在编排的过程中，除了档案收集方面的浩繁工作，主要的难度还在如何结纂与编排。“民国时期情况复杂，国家处于不统一状态，国内政治派别林立，内战、外战连绵不断，外国势力对中国的内政外交具有很大影响。凡此种种，都使得民国外交具有很多特殊性，例如外交事务曾为南北方政府分别掌管，外交体制多次变化，对外交涉中有大量事务属中国内政等等。”
“文献汇编以章节目录的形式，基本以时间为序，分专题和国别，将纷繁复杂的外交资料加以安排，形成了较合理的框架和体系，每卷的编排根据内容需要在形式上有所差别，而非强求一致，较充分地考虑到史料的丰富性和学术研究的便利。”章百家介绍。
“本书卷下设章、章下设节，每一章、节下均由担任本卷主编的专家学者撰写说明，提炼本时期的重要外交事件及其影响，章节说明连缀起来，是一部简明扼要的民国外交史。”本书编辑方介绍。
“编资料集永远是一种状态，有点不过瘾”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陈谦平认为，这套书信息量非常大，“民国时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很强的一个时期，实际上世界各地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尤其是使领馆的报道，是从各自的角度对中国的报道，我们中国的发展，特别我们研究历史需要这样的资料，全面地来看192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
他举例说，过去的资料存在普遍的问题，英国出的资料代表英国的观点，俄罗斯出的代表俄罗斯的观点，学者研究需要自己汇集翻译这些材料，“这本书各方资料都做了汇集，我要上课或者写一般的东西，靠这个也差不多了，特别是俄文、日文我不会，现在不用再找人翻译了。我觉得这种形式非常好。”
“最近几年出资料最大的特点几乎就是不加选择地全部影印，所以一出就是几百册。”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奇生教授表示《汇编》这样的档案资料在当今很有必要。
“影印本好在是一手材料，内容全面，但粗制滥造的情况很严重，且价格昂贵。所以这种情况下，有时候觉得经过专家学者的精选还是有好处。这套书对学生培养真的是好的资料，资料太多了，学生不知道从哪儿下手，并且没有基本的脉络可寻，这套资料给研究外交史的学生读，真的会受益匪浅，基本目录都清楚，而且还有导读，而且编排得都比较精当比较合理。”
他也提到觉得遗憾的部分，“本书最大亮点是有此前未刊的很多二档案馆资料，但是没有标注案件号，我们看了以后想拿这个作为线索去档案馆进一步查阅，那么根据这个线索去查时就非常费劲了。我估计第二档案馆里面有很多资料，里面哪些已刊和未刊估计分不清楚了，那么恰恰我们不知道哪些是未刊的，当然这个修订可能性不是很大了。”
中华书局总编辑顾青说：“编资料集永远是一种状态，有点不过瘾。中华书局编这类东西比较多，我总是用一个词解释这个问题，就是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是永远不要堵后人的路，事实上也堵不了，所以‘后有来者’可以永远进行修订。最后我表个态，中华书局肯定要修订（这部作品），这是我们的常规动作，我们的日常动作。”
录入编辑：李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