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觅踪记（二）
国清寺隋梅
“法乳千秋”匾额与三块石碑
智者塔院旁的灌顶墓
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大师在圆寂前给晋王杨广写了封遗书，向杨广提出了建寺的要求：“今天台顶寺，茅庵稍整。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剪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智顗在天台山下选了一块平整之地，希望杨广能够出钱出力，更出政策，在这里建起一座寺院。智顗的这个要求很迫切，他甚至说，如果这个寺建不成，他死不瞑目。这封遗书通过他的弟子灌顶最终送给了杨广。
杨广接到智顗的遗书后，颇为重视，于是派扬州总管府司马王弘负责安排此事，由王弘把灌顶送回了天台山，并在此地给智顗设了千僧斋，杨广还专门写了一篇《答遗旨文》，文中明确提到了命王弘建寺之事：“遗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处，非常之好，垂为造寺。始得开剪林木，位置基阶。今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划。寺须公额，并立嘉名，亦不违旨。……所求废寺水田以充基业，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拥护。当年别资给行，送经一藏。依法为先师别供养，具钟、幡、香等。又施钱直，且充日费。鄮境灵塔、吴内石像、剡县弥勒、尊仪卧疾之处，并使装饰，亦不仰异。”（《国清百录》卷三）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杨广不但答应建寺，同时还给了大量的供养，以便能保证这个寺长久地运营下去。这时杨广还是晋王，后来他又升为太子，几年之后继承了皇位，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他在历史上的名声虽然坏了上千年，但在建立天台寺的问题上倒是做出了贡献。杨广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帮助天台宗的人建立祖庭？按照潘桂明、吴忠伟所著《中国天台宗通史》中的说法，当年智顗并不跟隋朝统治者合作，因为他仍然思念前朝，也就是陈晋，为此受到了隋王朝的迫害，书中甚至认为智顗的死都跟这个迫害有关，这之间复杂的关系、曲折的故事，如果想讲清楚，篇幅会太长，有兴趣的朋友，自己去看书吧。
上面提到的天台寺，即后来著名的国清寺，这个名称的来由，按照南宋嘉定本《赤城志·寺观门二》中的记载：“在（天台）县北一十里。旧名天台，隋开皇十八年为僧智顗建。先是顗修禅于此，梦定光告曰：‘寺若成，国即清。’大业中遂改名国清。李邕《记》所谓‘应运题寺’是也。唐会昌中废。”这段记载明确地提到了该寺为智顗所建。其实这个说法有问题，正如我上面提到的智顗遗言，即此可证，天台寺或者说是国清寺，是智顗圆寂之后，由他的弟子灌顶所建成。智顗在圆寂之前，灌顶“亲承遗旨，乃奉留书并诸信物，哀泣跪受”，并且正是灌顶把智顗的遗书送给了杨广，才有了后来天台寺的建成。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世有些记载或者研究者，本能地认为，灌顶就是国清寺的第一任住持，《佛教文化面面观》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清寺是在灌顶主持下兴建的，灌顶也是国清寺的第一位住持。”然而，在天台宗的重要著作《国清百录》中有《天台众谢造寺成启》一文，文中有这样的话：“仁寿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谨遣使灌顶、智璨奉启谢闻。”
即此可知，国清寺的第一任住持应当是智越，而灌顶在这里仅有“遣使”二字，徐文明先生把灌顶视之为天台宗跟隋炀帝交往过程中的“特使”。但其实，灌顶一直被视为智顗弟子中的第一，更为重要者，智顗几乎所有的著作，包括著名的“天台三大部”，也是灌顶整理智顗的讲座稿而成书者。祯明元年（587年），智顗在金陵光宅寺宣讲《妙法莲华经》，灌顶将其整理为《法华文句》。开皇十三年，智顗回到故乡荆州，在此建起玉泉寺，智顗继续在此讲授《法华经》，灌顶将其记录并整理成书，这就是《法华玄义》。到了第二年，智顗又在玉泉寺讲说《摩诃止观》，该书也是由灌顶根据智顗的讲说整理成书的。而这三部书成为了天台宗的立宗理论基础，即此可知，灌顶对天台宗的成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智顗虽然有了宏大的构思，然而在现实中，天台宗却没有一个根本的道场，虽然他跟新的王朝——隋朝的统治者并不那么融洽，到最后他还是做了妥协，在临终之前给杨广写了那封遗书，请求这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帮助建起天台寺，可见智顗很迫切地要给天台宗建立一个永久的根据地。然而这个根据地建成之后，他却没有委派自己最得意的弟子，这件事情让我有些费解。当然，有人认为那时智顗已经建立起了玉泉寺，那里也算天台宗的祖庭之一，而灌顶负责玉泉寺的管理，所以没有把他调来或者是兼任国清寺的住持。但我还是觉得这种解释似乎难令自己满意，毕竟国清寺在天台宗中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玉泉寺，否则智顗也用不着在给杨广的遗言中说，建不成此寺自己死不瞑目。
究竟是什么原因，天台宗的祖庭——国清寺的第一任住持成了智越？这一点我确实没弄明白，这位智越在《续高僧传》中有“传”，此传中称之曰，智顗“学徒虽众，其最居称首”，并且说智顗晚年对智越极其看重。既然智越这么受智顗看重，那为什么他对天台宗的贡献却少有记录呢？尤其天台宗被称为“讲宗”，而灌顶对天台宗文献的贡献极其巨大，这跟智越的业绩形成较大的反差。智越圆寂之后，第二任国清寺住持，仍然不是灌顶，而是智璪。智璪对天台宗的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似乎我也没有看到实质性的事件，但《中国天台宗通史》中还是觉得这两位住持有一定的功劳：“智越和智璪相继担任国清寺住持，主要功绩在于：他们成功地保护了早期天台宗的利益，并通过与隋代帝王的联系（周旋），扩大了天台宗的影响，也使天台宗在寺院经济方面有了较大的改善，从而巩固了天台宗的实际地位。”
这段评价让我读起来总感到“没功劳也有苦劳”的意味，因为这些贡献都太过虚幻，尤其文中提到的跟隋代帝王的周旋，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个周旋者正是称为“特使”的灌顶，而非这两位住持。也正因这样，《通史》中对他们的夸奖也有“但是”后的转折：“但是，他们都未能在天台理论方面有所建树。从理论方面对天台宗予以辩护，并扩大其影响的是灌顶。”正因如此：“天台传承，向以教理为重，虽然灌顶未曾担任国清寺住持，但由于他对天台宗教理的述说和发扬，故被后人列为天台五祖，以为智顗天台止观佛法的继承者。”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天台宗把龙树列为了初祖，而后则是慧文和慧思，而把天台宗的实际创始人智顗列为了四祖，灌顶则排在四祖之后，成为了五祖，这样算起来，灌顶实际上是天台宗的二祖。但问题是，国清寺的那两任住持智越和智璪怎么算？因为这两位当住持的时候，灌顶只是他们之间跟皇家接触的往返使者，这位使者后来成了五祖，虽然名至实归，但从中国根深蒂固的论资排辈的习俗上来讲，多少有些怪异。
正如前面所说，国清寺是在智顗圆寂后，由灌顶与官家周旋而建成的，他又一度也住在此院内弘法，最为奇特者，他所种的一株梅花至今仍然茂密地开放在寺中，因为灌顶是隋代的人，这种梅花被称之为“隋梅”。这株梅花经过植物学家的鉴定，树龄已超过一千三百年，即此确实能跟灌顶所在的时代相符。而尤为奇特者，听说当地人在这株梅花开放时，会把花朵采下来，制作成古梅罐头，这可真是：前人种树，后人得福。因此，我到了天台山，当然要到国清寺去瞻仰一下这株隋梅。
灌顶所种的这株梅花，位于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天台山南麓国清寺内。国清寺距天台县城仅有三公里路程，跟智者塔院寂静的情况相反，国清寺的游客之多鼎沸如潮，既然是这种局面，我也只能跟着大队的人马，像游行般地走在前往国清寺的大道上。排着大队走进不大的山门，门的侧旁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铭牌。跟着队伍走到了大门口，我才注意到导游正在跟检票员逐个点人数，到我时，导游都没抬眼，就把我数了进去。在进门的一刹那，我想自己就此进去后，排在队尾的正式团员肯定会被卡在门口，看来这是临时组团，导游并不认识她的这些队员。想到自己无意间会把最后一位游客卡在外面，颇觉不忍，于是又掉头往外走，检票者告诉我这不是出口，我想到了“出家人不打诳语”，我虽然是在家人，但是不能无意中坑人，这点道德底线还未曾泯灭。于是我直言自己没有票，那个导游立即提高了嗓门训斥我：“没有票为什么还要往里混？”我没有跟她理论，径直挤了出去。
我到旁边去买门票，在窗口却看到了我的那位包车司机，他站在售票口，笑呵呵地看着我，手里捏着两张门票，他的这种诚实让我心下一暖，问他多少钱？他笑着说，不贵，五元一张，并且坚决不接我递上的票款。在这么著名的道场，再加上全国著名的游览区，这个门票再加二十倍都不算过分。司机说，当地旅游局多次让寺方涨价，但国清寺的方丈就是不同意，为此还跟旅游局的有关人员吵了起来，于是旅游局就在寺庙外上山的路上另设一道门槛，额外收取每人十元的进山费。我两人又拿着票来到了检票处，那个导游仍然逐个点着人数，我把票出示给检票员时，她瞥了我一眼，我清晰地听到她嘴里嘟囔出“神经病”三个字。
进入山门第一座殿，名雨花殿，叫这个名字有些特别，似乎在其他的佛寺中，从未见到有这个殿名。回来后查资料，方得知，当年智顗曾经在此讲《妙法莲华经》，因为其所讲太过精湛，为此感动了天庭，故而天上下起了法雨天花。这个故事确实很神奇，但问题是，直到智顗圆寂，国清寺还没有建起来，他怎么可能在此殿宣讲《法华经》。但转念一想，智顗在天台山时，说不定真在此处宣讲过《法华经》，为此而发生了神异，后世则在此建起了此殿。想到这一层，因为这种自圆其说，而让自己放下心来。
穿过雨花殿，即是大雄宝殿，从它的右方进入另一个小院落，就是我要寻找的章安灌顶的遗迹——隋梅。这株古老的梅花处在一个百十平米大小的小院侧墙上，梅花的下方围成一个十余平米大小的花池，一株梅花盘墙而上，后墙上嵌着的碑写着“隋梅”二字。我很想看清题字的落款，然而齐胸高的护栏把参观者跟梅花隔成了两个天地，真不明白为什么要隔这么远？这让我想到了当地人制作古梅罐头的传统，可能是想以此来阻止人民群众的这个爱好，可是我还是想看清后面的这个碑记究竟写了什么样的文字。来这里参观隋梅的游客太多，我耐心地想等到人少时趁机翻入。这样耐着性子等了十几分钟，正准备实施我的计划时，旁边一位“1分钟照相”者看出了我的意图，他跟我说，你拍两张我的快照，我就
让你翻进去，否则肯定不行。我反感他这种威胁的口气，于是站在栏杆外选择着角度，拍摄了这株古梅。因为我来的时令不对，这株树既无树叶，更无花朵，眼前所见只是铁灰色的老树虬干，没有一点儿要发芽的迹象。
从隋梅园转出继续向山坡上前行，在另一个平台上有座敞开式的殿宇，匾额写着“法乳千秋”，里面并列了三块大小相同的石碑，三座碑均为赵朴初所书，正中的一块为“天台智者大师讚仰颂碑”，右侧的则为“行满座主赠别最澄大师诗碑”，左侧的是“最澄大师天台得法灵迹碑”。这三座碑的大字均被涂成金黄色，后面有几百字的黑色小注。
沿寺庙的左路下山，路过三贤古迹殿，里面供奉着三位大士的立身铜像，从右至左分别是寒山、丰干、拾得。三位大师的形象似乎是边行走边说笑，完全没有佛的庄严，反多了许多的人世态。三座像的前面还挂着五彩的绣幔，上面绣着鲤鱼跃龙门的图案，对应的两只张牙舞爪的龙均为五爪，这么大胆的使用，应当是今人所为。然而，按照明传灯《天台山方外志》的说法，其实这三位圣僧是文殊、弥陀、普贤三圣的应化，以此论起来，他们的绣幔上有着五爪龙，也算不上是僭越。
沿三大师殿继续下行，看到了天台山国清讲寺佛学研究社的牌匾，在此院的下方另一座侧庙内，供奉着“台宗鼻祖”。正中坐着的正是智者大师塑像，在此殿的侧旁密密排列着几百个灵位，应当都是天台宗的历届禅师。
《续高僧传》里有灌顶的传记：“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审物类，未知所目。母夜称佛法僧名，顶仍口斅，音句清辩，同共惊异。因告摄静寺慧拯法师，闻而叹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为字。”灌顶俗姓吴，因为居住于临海章安，故被后世称之为“章安大师”或者“章安尊者”。他后来拜智顗为师，始终跟随智顗往返于各地，并且整理智顗的著作，他的最大贡献，除了把智顗的讲稿整理成书外，还竭力地把智顗推上了天台宗祖师的地位。他这种隐在幕后、极力推师的做法，足见其人品之高洁，但也正因如此，他被后世视为智顗的影子。其实，灌顶在帮助师傅整理著作之余，也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台湾的慧岳法师著有《天台教学史》，此书将灌顶对天台宗的贡献，列为三条。第一条当然就是替智顗整理著作而产生的“天台三大部”，第二条则是编辑《国清百录》和《天台大师别传》，这等于说给天台宗在树碑立传，而第三条则为灌顶独自撰写了相关的著述《大涅槃玄疏》和《观心论疏》。
灌顶对天台宗的第二大贡献，就是把涅槃学融于天台学。按照《中国佛教百科全书》上的说法，涅槃学是指“研究《大般涅槃经》，传播该经思想的佛学派别。其学者则称为涅槃师”，即此可知，这个学派主要就是研究《大般涅槃经》。东晋时期，法显前往西天取经，带回了《大般涅槃经》，并在南京将此经译出，译本的名称是《大般泥洹经》，而“泥洹”二字就是“涅槃”二字的不同译音。法显的这个译本为六卷本，只是《大般涅槃经》的很小一部分，因此，法显的这个译本被称为“小本《涅槃经》”。这个译本面世后不久，印度僧人昙无谶，就译出了四十卷本的《大般涅槃经》，虽然这也不是该经的全貌，然而这要比法显译本多了许多，故而昙无谶的译本被称为“大本《涅槃经》”。又由于昙无谶印经的地点是在北凉，故这个译本又被称为“北本《涅槃经》”。而后，北本《涅槃经》传到了南方，慧光、慧严、谢灵运等人将此经与小本《涅槃经》进行比勘，重新修订出了三十六卷本的《大般涅槃经》，因此本修订于建康，也就是后来的南京，所以这后来的三十六卷本被称为“南本《涅槃经》”。以上就是《涅槃经》在中国的流传和翻译情况。
在此详述这个版本递传，是因为该经内的观念在中国佛教界曾经引起过极大的争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第三章的第一节专门讲述了竺道生跟该经的关系。因为《大般涅槃经》所探讨的重要内容是关于佛性，这个观念的引入使得佛教界开始围绕佛性来谈佛法。当小本《涅槃经》流行之时，此经中提到了“一阐提”不能成佛，“一阐提”指的是坏到一点儿善都没有的恶人，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十恶不赦之人。如果这样的人都能成佛，那做好人还有什么用？但是，竺道生对小本《涅槃经》进行仔细研究后认为：“剖析经理，洞入幽微，乃说一阐提人皆得成佛。”（《高僧传》本传）竺道生的这个观念来由，是出自他对小本《涅槃经》的独特见解，这个见解慧睿在《喻疑论》中记录为：“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有佛性，学得成佛。佛有真我，故圣镜特宗，而为众圣中王。泥洹永存，为应照之本。大化不泯，真本存焉。”
竺道生就是根据这个观念觉得小本《涅槃经》中所记有误，既然是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并且都能成佛，那么“一阐提”的人虽然很坏，但也包含在了一切众生之中，所以也应该有佛性。竺道生的这个说法当然引起了轩然大波，这有背中国人的惩恶扬善观念，所以竺道生的观念被佛教界视为“邪说”，于是他被赶出了南京。后来，他来到了苏州的虎丘，只好给山下的石头讲经，这才有了“石点头”的掌故。后来大本《涅槃经》译出之后，果真证明了竺道生的观点正确。这种大、小本上的不同说法，也许是佛经翻译时理解的不同，但不管怎么样，因为这些争论，使得涅槃学说在中国佛教界特别盛行。
既然涅槃师在中国佛教有这么大的影响，对一心想弘传天台教法的灌顶来说，他当然要顺势而为。那么，灌顶为什么要研究并不是天台学范畴的《涅槃经》呢？《佛教通史》中有这样的认定：“灌顶最重要且又能体现其独立创新精神的佛学著述乃是《大般涅槃经玄义》和《大般涅槃经疏》。这两部著作表面上看来是疏解《大般涅槃经》（灌顶用的是南本《涅槃经》）的，但实际上却是灌顶透过《大般涅槃经》的疏解来审视、总结和评述涅槃学，并将涅槃学嫁接到天台学上，从而实现涅槃学与天台学的融通一贯。”
对《涅槃经》的关注，从历史上来说，灌顶并不是意识到《涅槃经》的重要性后才开始予以研究者，按他自己的说法：“余以童年，给待摄静，摄静授大涅槃。诵将欲半，走虽不敏，愿闻旨趣，于是负笈天台，心欣蓝染，登山甫尔，仍逢出谷，不惟菲薄，奉从帝庭。师既香涂二宫，光曜七众，道俗参请，门堂交络，虽钦渴甘露，如俟河清，讵可得乎？尝面请斯典，降旨垂许，有期无日。”原来，灌顶在年幼时就喜欢读《涅槃经》，后来师从智顗，他想请智顗给他讲这部经，师傅答应他的要求，但却始终没有给他讲。再后来师傅圆寂了，他的这个愿望也没能实现，即此可知智顗似乎并不重视《大般涅槃经》。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佛教界，多数人皆认为“《涅槃》在《法华》上”。此话的意思是说，佛教界认为《涅槃经》的重要性要高于《法华经》，而《法华经》则是天台宗的宗经，这种局面当然不利于天台宗观念的推广。因此灌顶必须对《涅槃经》进行仔细研究，以此来找到天台宗观念的独特价值，这也正是灌顶研究《涅槃经》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在智顗一文中提到，智顗发明了“五时教”的判教方式，在这个判教体系中，最后一项则为“涅槃时”，因为此时只是释迦牟尼在圆寂前的前一天所说。在这一天，佛陀觉得通过前面的“华严时”、“阿含时”、“方等时”、“般若时”、“法华时”的教化，这五时的人基本上已经证悟成道了，但是还有很小的一部分人因为根基浅陋，所以无法证悟成道。佛陀以他固有的慈悲，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日一夜又讲述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这就是《大般涅槃经》的来由。然而智顗在判教之时，把“涅槃时”放在了无足轻重的地位，可见其为了创造天台教，并不顾当时佛教界对《涅槃经》的重视，智顗的这种行为其实不利于天台宗观念的推广。到了灌顶时代，他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
灌顶的做法很讲策略，他并没有宣讲《法华经》高于《涅槃经》。灌顶认为“涅槃之名，遍布诸处”，他用很长的一段文字来论述“涅槃”就是“安乐”，以及安乐与十法界的关系，而十法界则指的是：地狱、饿鬼、畜生、人、天、阿修罗、声闻、缘觉、菩萨和佛。从十法界可以看出，从地狱、饿鬼直到菩萨和佛，都有不同的涅槃，无论哪种涅槃，都能解脱成佛。根基浅的人，可以成就小乘的涅槃，而根基深的人，则可以成就大乘的涅槃，如此说，无论哪种涅槃，都各得其所。灌顶的这种观念，使得佛教修行中的涅槃，变得有了可操作性，他是把天台学中的可操作的涅槃观念引入了涅槃学中，即此，完全改变了涅槃学只是在佛教理论层面的探讨，因此，这个观念应当是灌顶的一大贡献。慧岳在《天台教学史》中评价说：“将智者大师的法华、涅槃味同醍醐的主张，及涅槃之追泯说的强调，阐明涅槃思想的提高，遂将涅槃宗的徒众，几乎都导引皈依于台宗门下，俾台宗得急速的发展，这在天台教学史上，章安大师是不可抹灭的大功臣。”即此可以看出，灌顶才是天台宗的真正创宗人，而智顗对天台宗的贡献，更多地在于构建了天台宗的理论基础。
对灌顶将涅槃学的观念融入天台学的伟大意义，《中国佛教通史》评价道：“灌顶疏解《大般涅槃经》以天台学来诠释和融通涅槃学就居功至伟，因为这项工作将涅槃学的广大信徒都拉到了天台宗的阵营中来，使之成为天台宗信徒——这就是灌顶疏解《大盘涅槃经》的实践意义，颇有‘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味道。”而在历史上，也曾提到灌顶宣讲《涅槃经》所带来的神异，《续高僧传》上说：“尝于章安摄静寺讲《涅槃经》，值海贼上抄，道俗奔委，顶方挝钟就讲，颜无慑懼。贼徒麾幡诣寺，忽见兵旗耀日，持弓执戟，人皆丈余，雄悍奋发，群睹惊懅，一时退散。”这段话说，灌顶在讲《涅槃经》时，海盗来抢掠，所有的听众，无论是僧人还是居士，吓得四处逃窜，而只有灌顶丝毫不惧怕，他们冲进寺院之时，忽然就见到了一大帮的天兵天将打来，吓得他们四处逃窜，即此可见，灌顶研究《涅槃经》得到了神助。
从现实而言，灌顶虽然没有做国清寺的住持，但他却是天台宗史上的最大功臣之一。蒋维乔在《中国佛教史》中评价他说：“天台大师弟子颇多，传法者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之者约千人，上首弟子，当推章安大师灌顶为第一；灌顶为开创天台宗重要人物。”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