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钱瑗和钱锺书去世之后，杨绛晚年极少接受采访，潜心著书、翻译以及整理钱锺书的著作。
旅美作家李黎生于台湾。1980年代，她来到大陆，在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先生的引导下，拜访结识了茅盾、丁玲、巴金、沈从文、黄永玉、艾青、钱锺书、杨绛等一批文学大家。
本文为李黎第四次拜访杨绛之后所作，当时杨绛已经98岁高龄，钱锺书刚过十年忌日。杨绛兴冲冲地为李黎解说了关于自己经历的新书《听杨绛谈往事》中的照片。多年以来，她依旧住在30余年前搬入的旧屋内，没有任何重新装修和改动，“要保持三口人都在时的原状”。
杨绛为其手抄的钱锺书诗集《槐聚诗存》题写了书名。
1980年，李黎（左一）首次拜访钱锺书杨绛夫妇，这也是她唯一一次见到钱锺书。
2008年12月24日，在北京三里河的钱杨寓所又见到了杨绛先生。照中国算法，辛亥革命那年出生的她，已经九十八岁了。
多么巧啊：第一次见她和钱锺书先生时也是这个时候——1980年12月25日。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见到钱锺书。第二次去就只见到杨绛一人了：1995年暮春，五月杪，老出版家范用先生与我同去拜访杨绛，带着钱锺书新出的诗集﹑杨绛手抄的《槐聚诗存》想请他俩签名。去了才知钱先生已住院大半年了，出院遥不可期。杨绛代钱锺书签名盖章，把钱先生的名字写在她前面，她一边盖章一边浅笑着轻轻说：“夫在前，妻在后”，令我印象深刻极了。
维持简朴生活30余年
这次我在北京四度访杨绛，正是钱锺书逝世十周年之后不久。还是这同一间屋子：他们是1977年初搬进这间三楼上的公寓式单元的，三卧房一客室，三十多年了，地上还是没有铺地板，依然如传记里描述的“素粉墙，水泥地，老家具”。多年来两位国宝级的学者维持着简朴的生活，用今天北京高级知识分子的标准简直称得上“清贫”；他们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版税收入，全都捐给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的“好读书奖学金”了。
杨先生总是坐在会客室里那张大书桌前，见我们进门起身迎接，步履依然轻快。室内布置如旧：书桌﹑书橱﹑两张沙发夹一茶几，分别各据三面墙，靠窗的一面摆着两三把椅子，她客气地延我们坐沙发，自己坐椅子，我选择了她旁边那张椅子贴近她坐。
一进门就注意到会客室里放着好几只大花篮，知道是为着钱先生十周年忌日人家送的。上次来，柜子上放的是“我们仨”的合照，现在换成摆上一帧钱先生﹑两帧钱瑗的单人照。书桌上还是一迭迭堆得高高的书籍纸张——她还在勤奋工作哪！
杨绛穿着黑毛衣外罩红背心，银白头发，一贯的清爽、灵秀，脸上带着微笑，不疾不徐地细声说话，时有妙语。就像《听杨绛谈往事》这本传记书里说的，从小她就是个爱笑的小女孩；那曾被钱锺书诗句形容为“蔷薇新瓣浸醍醐”的姣好面色依然细致白皙，岁月的痕迹只是一些淡淡的老人斑。
我带给她一本英文书，全是可爱的猫咪图像。知道他们一家都爱猫，过去许多年我寄过好些猫咪月历或者卡片，在书店里看到有趣的猫咪书也会想到她。这本书买了好一段时日了，不敢奢望能亲手送给她；临行时还不确定到北京要不要求见，更不能期望她肯见，但还是把书放进行囊——幸好带了，她好喜欢，捧着书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一只猫儿也不错过，有的还作点评。“猫儿要圆脸的好看”，她指着一只圆脸﹑黑毛白爪子的猫咪说：“这只像花花儿。”告诉我花花儿是他们从前养过的猫。我怎么会不知道花花儿的大名呢，不止一次读到过的：为了花花儿跟邻居林徽因的猫咪打架，钱锺书常常从被窝里一跃而起，披衣出门拿了竹竿为爱猫助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