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昨病逝，享年105岁
25日凌晨1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据称杨先生有遗言，火化后再发讣告。 命运曲折，塑造了杨绛先生传奇的一生，让众人敬仰的，是这一生中始终充盈的向上之气。 “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的这首诗，写下自己的心声。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人生终究脱不开老病兴灭，但如水的力量可以流淌远不止百年。这本人生大书，犹如与众人站在一起的木棉，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滋润斯人，更滋润着一代代后来人。在一份淡定从容的人生答卷里，以滴水穿石的力量，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
杨绛
1911年7月17日出生于北京
2016年5月25日病逝于北京，享年105岁
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1935年，钱锺书考取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陪他搭乘轮船远赴英法游学。
1937年，女儿钱瑗出生，图为一家三口合影。
1997年，钱瑗去世，第二年，钱锺书去世，杨绛92岁时写了《我们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5月25日凌晨1时，著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和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锺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享年105岁。据称杨先生有遗言，火化后再发讣告。
5月25日下午，早报记者来到杨绛先生长期居住的南沙沟小区，小区门口保安说，杨绛先生已经去世。因为她没有后代，只有保姆一个人在家，外人必须有国家事务管理局的确认才可以进入。也是在下午，杨绛先生生前工作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正式公布了杨先生去世的消息。
小区保安向早报记者表示：“前两年还经常能看到杨先生在小区里走动，这一两年就很少遇到杨先生了。”一位跟杨绛先生住同一小区的老太太对早报记者说：“大家都知道小区里住着杨绛先生。每逢杨先生生日什么日子，就有国家领导人来看望她。”老太太还说，杨先生的楼下经常会放着读者送来的书和花。
昨日21:00，清华大学学生自发在清华老图书馆前举行了杨绛先生的追思活动。他们点燃蜡烛，敬献鲜花，表达哀思，也希望先生一路平安。
杨绛，原名杨季康，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院，为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生。1935年与钱锺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杨绛先生的第一部作品为短篇小说《璐璐，不用愁！》，于1934年初发表于《大公报》文艺副刊。1940年代初，她连续创作了喜剧《称心如意》和《弄假成真》，在抗战时期沦陷后的上海引起很大反响。1980年代以来，是杨绛创作的“新时期”，她以散文和小说两方面的创作成就引起世人注目。其散文代表作《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在港澳台均出版了繁体字单行本，并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出版。小说代表作《洗澡》（意即洗脑筋,系国内最早反映知识分子改造的文学作品），出版于1988年，在知识分子当中引起很大反响。
作为翻译家，杨绛先生的文学翻译成就卓著，除《堂吉诃德》外，她还翻译了西班牙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文学名著《吉尔·布拉斯》以及古希腊散文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篇》等。
在钱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一边整理编订钱锺书遗稿，一边又创作了《怀念陈衡哲》、《难忘的一天》和《我在启明上学》等多篇忆旧散文；出版于2003年6月的家庭纪事散文《我们仨》， 则以其真挚的情感和优美隽永的文笔深深打动读者，成为2003年的超级畅销书。2014年，103岁杨绛新书《洗澡之后》8月出版，这是杨绛先生在98岁时为其小说《洗澡》所写的续作。包括《洗澡之后》在内，数篇未发表的杨绛先生作品收入在2014年8月出版的9卷本《杨绛全集》中，《全集》共270多万字。
去世前一两年，还在为整理丈夫的手稿忙碌
1998年12月19日，钱锺书先生去世。在《听杨绛谈往事》中，作者吴学昭叙述了钱锺书先生去世后，作为妻子的杨绛料理后事的情形：
杨绛看着医院按规定把锺书送出病房。她和护工收拾了遗留的东西，离开这间锺书住了一千六百个日夜的311病室、她的又一肠断处，回家。
当晚，杨绛接到总书记的电话，对钱先生的去世表示哀悼，希望杨绛节哀保重，然后说：“杨绛同志，非常佩服你们，你们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中央同意不举行仪式。”
事后听朋友们说，那天相送的只有少数亲友。钱先生身穿中山装，里面是杨先生手织的毛衣毛裤、阿圆为爸爸做的一条厚裤。身上覆盖着白布单，上面撒玫瑰花瓣。杨先生一直陪送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遵照钱先生遗愿，骨灰没有领回，将随众人的骨灰一起深埋于北京郊野大地。
钱先生离世的这20年，杨绛先生把它称之为“人生的边上”。
“锺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杨绛先生在钱先生去世之后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扛起这份责任的。这20年，整理丈夫和自己的手稿，写自己的东西。做这些事情时，她也都快90岁了。先是2000年出版了译作《斐多篇》，然后是2003年整理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2011年出版了《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2014年是《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这些笔记时间跨度从1930-1990年代，光笔记本就有178册。对杨绛先生来说，这是她的战场。
“抽屉里这个那个，我都分不清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有德文我不懂的，意大利文我不懂，拉丁文我不懂。”杨绛先生曾这样形容整理过程。2011年《中文笔记》出版时，发布会现场播放了杨绛先生的录音，录音里她说：“他今天准是又高兴又得意，又惭愧又感激，我是他的老伴，能体会他的心意。”
“这年3月，钱锺书和阿季初次在古月堂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听杨绛谈往事》）”杨绛先生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锺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从1935年钱锺书和杨绛结婚赴英留学起直至1998年钱先生逝世63年间，他们的爱情和足迹曾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多世纪。不论暴风骤雨，他们始终患难与共，生死相伴，相濡以沫。而钱先生早在1946年第一版《人·兽·鬼》上就已经写了这样浪漫的一句话：“An almost impossible combination of 3 incompatible things：wife, mistress, & friend. （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钱先生以妻子、情人、朋友似不相容的三者统一来形容和赞赏杨先生。
直到去世前一两年，杨绛先生还在为整理编辑丈夫的手稿而忙碌，在生命的最后20年，她是一位写作者，更是丈夫文化遗产的看护人。杨绛先生说：“钱锺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但不算冤枉，钱锺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实话实说，我不仅对钱锺书个人，我对全世界所有喜读他作品的人，功莫大焉！”
2003年对杨绛来说是个忙碌和特别的日子，也是在这一年，《我们仨》出版了，她用一本书让一家人又坐在了一起。这些文字和想法早在女儿钱瑗还在病床上时就想好了，甚至都已经开始动笔。但在女儿和丈夫两家医院两头跑的杨绛，最终是没有心思写这些温馨的东西的，当时的日子太难了。
吴学昭在她的书里写道：“家中只剩杨绛一人，确实非常劳累，尤其采购制作各种‘泥’的原料，买了拎不回来。从商店到家有相当一段路程，天晴还好，菜篮可两手轮流着拎或用双手提。下雨时，一手撑伞一手拎篮，拎不动，只好走两步，歇一歇，换换手。”1997年女儿去世时，她瞒了丈夫很长时间。“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杨绛先生在书里说。“《我们仨》出版后，有个年轻的女孩说，她‘最最感动之处，是钱先生和杨先生相互间的信任、互助至亲密无间。不是一天I love you，而是I do，I be’。她特别欣赏杨先生说的‘不要紧’，和钱先生对这话的相信！（《听杨绛谈往事》）”“你放心，不要紧。”1938年女儿出世时，钱先生向还住院的妻子汇报，他弄坏了家里的东西，杨绛先生说过这句话。
自认为没有满意的作品
生命的思索最后促使她写成了《走到人生的边上》，她在书的自序里说：“2005年1月6日，我由医院出院，回三里河寓所。我是从医院前门出来的。如果由后门太平间出来，我就是‘回家’了。”“走到人生的边上”是她在病床上思考的题目。2007年出版的这本书是杨先生独自在生命的“边缘”，面对死亡，探讨“生、老、病、死”这一人生规律，思索人生价值和灵魂的有无。
2004年，《杨绛文集》就已经出版了，但就是在杨绛先生从93岁进入103岁的十年里，还发表单行本新作三部，散篇新作十余篇。到2014年出版《杨绛全集》时，收入了杨绛先生发表最晚的一组散文是《忆孩时》（五则），五则文章中的最后两篇为《五四运动》和《张勋复辟》，这是杨绛先生亲身经历的事情，如果不把它们记录下来，以后就没有痕迹了。正如杨绛在《五四运动》第一段所说：“现在想来，五四运动时身在现场的，如今只有我一人了。”
2014年出版的《洗澡之后》是小说《洗澡》的续集，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轰动。继续写《洗澡》的故事，杨绛先生说动机很简单，“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她在98岁时开始写这部续集。
但杨先生说：“我没有满意的作品。较好的是《干校六记》和《洗澡》。好多篇中短篇小说是试图写写各种不同的人物，我都改了又改，始终没有满意。锺书认为《大笑话》最好。我总认为小说应写出活脱脱的人物，而故事必须自然逼真，感情动人，格调勿庸俗。”
在《听杨绛谈往事》里，杨绛这样回忆《干校六记》的写作：
“干校回来，我很感慨，想记下点干校的事。《干校六记》是从干校回来八年后才写的，是读了《浮生六记》才决心写的。我的题目和六记都照《浮生六记》的样。我是费了好大一番心思写成的，自信这部《六记》，超出我以前的作品，所以，我动笔前告诉锺书，我要写一篇《干校六记》，他泼冷水说：‘写什么《六记》！’他说没用，我还是把我想好的写了出来。我写完后给他过目，他不声不响，立即为我写了一篇‘小引’，我就知道他这回是真的觉得好，不是敷衍。他经常敷衍人，我对他的称赞都不相信了。他对我请看文章，总很为难。他若说我好，我不信；如果文章不好，他批评不好，又怕伤我。”
这在当时是一部敏感题材作品，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故事是《干校六记》先在香港出版，后来经胡乔木同志开绿灯，书才在内地出版。胡乔木当时的评价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
这是一部知识分子与他所处时代的记录。经过这些磨难和丑陋， “在她的身上，有些时间不可磨灭的东西，然而在她的周围，这些东西──譬如一种精致、淡雅、从容的品位，一份人文的卓尔与情操……都在一场大破坏里逐渐式微、随风而逝……”台湾作家李黎这样形容杨绛先生。
《干校六记》出版于1981年，在那个时期，杨绛先生最重要作品是翻译的《堂吉诃德》，这是我国直接从西班牙原著译为中文的第一个版本。“此书分上、下两册，钱锺书题写书签。《堂吉诃德》定稿时，锺书的《管锥编》手稿也刚校订完毕，他提议和杨绛交换题签。杨绛笑说：‘我的字那么糟，你不怕吃亏吗？’锺书说：‘留个纪念，好玩儿。’从此两人的作品出版，都互相题签。（《听杨绛谈往事》）”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胡真才回忆说，杨绛从1959年开始学习西班牙语，每日坚持，从不间断，至1962年已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她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至1966年的“文革” 初期，她已译完该书的第一部和第二部的三分之二。
但就在这年8月，她的译稿被迫交出并失踪。杨绛被打成“牛鬼蛇神”后，有一天，她在单位打扫一间脏屋子时，忽然从废纸堆里发现了自己的译稿，如获至宝的她本想把译稿偷回家，但未能如愿，只好求人妥善保管。直至1970年7月她下放干校前夕，一位年轻人把这部译稿交还给她。1972年春，杨绛从干校回京，家中房屋被人占用，他们夫妇只好搬入单位的一间办公室住，杨绛就是在这间陋室里接着翻译《堂吉诃德》的。因为译文搁置多年，读来好像断了气似的，无奈只好从头再译。1976年秋冬，她终于译完全书。次年搬入新居后，她又将全书通校一遍，5月初将译稿送交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3月该译本问世。
2001年，杨绛把她丈夫和她自己的全部著作稿酬捐赠给他们的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专门扶持那些好学而贫困的学生。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赵萍说，这些年“我们都是直接将稿酬汇入清华好读书基金，已经2000万了。杨先生的居所和人文社一样老旧但舒服，磨得发亮的水泥地，罩布套的软沙发，木质的书桌书柜，杨先生拒绝清华大学为她重新装修。有一次我们的编辑看到杨绛先生穿了一双很别致的鞋子，问起，先生说是钱瑗的……我们仨，再无生离和死别”。
“因为杨绛，我们才可以看到钱锺书的更多资料”
对于杨绛先生的去世，82岁的作家王蒙向早报记者表示，“我和她直接来往的机会不多，但是她写的《洗澡》、《我们仨》我都看过。她是我们国家的瑰宝。她的学问、修养及为人处世都给大家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现代文学专家陈子善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现在提到杨绛先生，最先会想到她的翻译作品和小说、散文。不过杨先生最早却是凭借话剧、剧本显露头角的，提到中国的话剧史，也是绕不开杨先生的，她的剧本影响很大。上世纪40年代，她写了《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写出了人的虚伪和自私。与钱锺书先生的尖锐不同，杨先生的笔调温文尔雅，却又带出了人间的冷酷和狡诈。她还有一本剧本《游戏人间》，现在看不到了。翻译上最出名的就是《堂吉诃德》，也是一本讽刺小说，我个人认为是有内在联系的，都是讽刺喜剧。杨先生话剧出名后，钱锺书先生不服气，说‘你写个话剧就能这么大影响？那我要写写小说了’，后来就有了《围城》。这当然是玩笑话，也可以看出他们这对佳偶的风格。杨先生晚年还有一个成就，就是整理、出版了钱锺书先生的文稿，我们现在才可以看到更多资料。”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孙郁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杨绛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人。看她翻译的《堂吉诃德》，你会感叹她文学修养之高，以及对非母语理解能力之强。她和钱锺书都是非常重要的作家和学者。杨绛93岁出版的《我们仨》，以及后来在100岁上下出版的两本文集，都饱有生命力和精神能量，真是奇迹。在现代文学史和当代文学史上，一定会提到杨绛，她的剧本创作也非常优秀，《干校六记》中对‘文革’历史的记录，都是我们了解那段历史、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参考书。”
《杨绛，走在小说边上》的作者于慈江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支持她走过百余岁的，是她觉得有些事一定要处理。第一个就是为钱先生打扫‘战场’，所以她从钱先生去世后，就一直在整理钱先生的遗稿，这是她这些年最大的贡献。另外一个就是续写了《洗澡》。再有就是《我们仨》，这是给女儿钱瑗打扫‘战场’。”
于慈江说，杨先生的翻译和散文成就最为人所熟知，但是小说和学术却被忽视或遮蔽了。
钱先生说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很好地说明了杨先生在生活和事业上对钱先生的扶持。于慈江说，钱先生有大才，但在处理日常生活上多少有些困难。杨先生是持家好手，家务井井有条，主妇的活能干，男性的活也擅长。而在写作、学术上，杨先生也对钱先生裨益良多。“他们都很清高，与知识分子的交往不多，写文章也经常是讽刺、揶揄知识界。但是他们都对底层人充满温情，写过很多底层小人物。但他们在清高和骄傲之外，还有些矛盾地信奉宁弯不折的人生态度，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度过人生中最艰难的那些时期。”
《百年风华：杨绛传》作者罗银胜告诉早报记者，他自己与杨绛的交往是“君子之交”，来往比较平淡。在罗银胜眼中，杨绛是个内敛谦虚的知识分子。罗银胜说，当他提出写传记的要求时，杨绛一开始是回绝的，她说，“我是一个很平凡的小人，不值得你写传记，要写还不如写钱锺书先生。” “我把传记手稿寄给杨绛，一开始她都压着，半年没有回音，她告诉我，‘钱先生身体不好，好多事情我也不方便向他核实。’后来我删掉没有写，她一听到删掉非常高兴。” 罗银胜说，杨绛是一个本色的知识分子，还保留了传统文化中优秀的基因。他们与世无争，实际上是这个世道太艰险太复杂了，这是对自己的保护。他回忆，书稿改完后，杨绛拎了两个装着书稿的大信封到邮局，将书稿寄回给了他。“后来她跟我发牢骚，说，‘小罗啊，你真累人啊！还花了我好多钱呢！’”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徐萧 罗昕 徐明徽 邢春燕 权义 高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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