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田，1981年生，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现为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青年研究员。著有《革命与抒情——南社的文化政治与中国现代性》《女性解放与现代想象——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编有《传灯：当代学术师承录》《另一种学术史：二十世纪学术薪传》《讲坛上的中国：民国人文讲演录》等，译有《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等。
（摄影 朱伟辉 ）
张春田本科就读于丽娃河畔的华东师大，学校后街的几家书店是师生的最爱，如大夏、博实等，学校旧图书馆一楼还有一间专卖人文类学术书的小店，卖家挑书很有眼光，很多专业书籍就是从那里买到的——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黄子平的《“灰阑”中的叙述》和卡勒的《文学理论入门》。当时，经常可以在这些书店里遇到各位老师，老师也会指点大家买哪些书。相比于现在大家各自在网上买书，那时候师生之间、学生之间都会相互影响。在开放式书架上浏览图书，既能遇到好书，也能随时扩展自己的阅读地图，其乐融融。而当下，阅读似乎是更加个人化的事情了，大家平时关于读书生活的交流少多了。
说到个人化阅读，读书会是相互影响、鼓舞的好方法。那时候华师大在基地班中实行本科生的导师制，主要的指导方式就是定期组织读书会。张春田记得他们曾经跟着倪文尖读书，有本理论书都不懂，自己硬着头皮抄了一遍，总算明白些。到了北大后，张春田和读现代文学专业的同学自己也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书之余，也吃吃喝喝，几年下来，不仅学术上有收获，彼此感情也很密切。张春田说，当初一起搞读书会的几个人，除了他自己，也有其他人走上了学术道路。由于参与编辑《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他还参加了一个跨学科的读书会，收获也不少，“不过读书会最难的是，一个要有人组织，另一个就是要坚持”。
刚上大学时，张春田最爱读文学，古典的、现代的，都爱。他对晚清小说尤其感兴趣，第一篇研究论文写的就是《海上花列传》。他当时囫囵吞枣地读了不少老师课上推荐的书，事后回想，觉得这样的“强读”还是有益的，“就像小孩子背古诗词一样，先背下来，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到时候就理解了，派上用场了”。
在北大期间，校内外的书店也很多，有野草、博雅堂等，还有一家好像是开在车库里的畅畅。周末校内有书市，良莠不齐，得披沙拣金慢慢淘。到香港读博后，因为图书馆很方便，买书相对少了一些。说到香港，张春田补充道：“香港并不是通常理解那样是文化沙漠。其实那里读书和爱书的人都相当广泛。”张春田平时也会去三联、商务等大书店看看。此外，旺角一带有很多楼上书店，比如有新亚、榆林、序言、梅馨等，有时候能淘到不少好书。博士毕业后，重新回到上海。现在研究需要用的书，思勉人文图书馆基本都有，很方便。
历经三地播迁，搬家的时候，书总是成为最“麻烦”的事。现在，张春田的藏书也是分散在三地：主要在老家芜湖（每次毕业通常要寄好多箱书回去），香港还有一部分，上海这边也存了一些近年买的。
作为“青椒”，忙是常态，但张春田还是希望坚持超功利的阅读，而不是只“用”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书。除了文学研究的书，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他也常读。现在的主流是越来越专业化，但他觉得，读书人的本色是对世界充满好奇，不应为专业区划所限。作为八〇后老师，面对九〇后学生，张春田也感到跟不上。现在的孩子爱读的，多是修仙、穿越、玄幻、耽美之类网文，受网络媒体影响也大，而且忙于学位、工作和各种竞争性的训练等，似乎较少能像以前那样无牵无挂地读书。对此，张春田说道：“大学在多重意义上都是最好的时光，在这个空间和共同体中最值得鼓励的事永远是读书。由读书养成的精神气，至少保证了一个人守得住自己，不会轻易把灵魂卖给魔鬼。”
十问 Q&A
Q：您是否知道自己有多少藏书？
A：总的应该有五六千册。
Q：您记忆中自己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
A：爷爷用退休金贴补我买的《辞海》修订本，印象最深。
Q：您最近买的一本书是什么？
A：《香港文学大系·评论卷一》，上月在香港买的。
Q：一般以哪种方式买书，逛书店还是网上购买？
A：现在通常在网上买。
Q：您每月大概花多少钱买书？
A：平时每月三百左右。
Q：您手上正在阅读的是什么书？
A：《古今与跨界》与《林一厂集》。
Q：看书时候的最佳佐料是什么？
A：喝茶。
Q：您平时阅读，网络和纸面的比例是多少？
A：读书首选纸本，这点我比较老派；看资讯都在网络，网络阅读越来越多。
Q：有没有一本书，是每年都要拿出来读一读的？
A：鲁迅、张爱玲的书，几乎每年都要重读，备课用。
Q：如果只让您带一本书去某个地方，您会带哪本？
A：《红楼梦》，这是一本彻底的“中国”的书，翻到哪一页都能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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