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宝剑孤臣泪：晚清的政局和人物续篇》（姜鸣著，三联书店2015年8月版）：《簪花多在少年头》是写李鸿章的，其中有访其故居一段：
天空依旧湛蓝。水稻依旧碧绿。劳作依旧辛苦。读书依旧有出息。这些常识道理，一百几十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田边小溪里，老水牛慵懒地将身体埋入水中，躲避着正午灼人的阳光。我们和古人，呼吸着同一团炎热的空气。然而柳荫塘畔，早已没有了李鸿章的旧居。
我比较欣赏这一段，盖今日谈论历史，尤其是在通俗历史的写作领域，几乎都免不了影射，随处可见对照、附会，似乎我们读历史唯一的作用就是借古讽今。从姜鸣的研究来看，这段在李鸿章故居前的抒情亦非偶然（最后一篇谈尺牍的文章里，有类似“这是曾国藩的手迹”这样的感慨），他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还原，对特定历史氛围的考察，都显示出这段话的深度和广度。我们面对历史的第一反应，应该是这种感受才是！
《生日故事集》（村上春树编，孔亚雷、林少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9月版）：虽然2015年读了不少媒体关注的书，这本还是漏了。一共十三个关于生日的故事。我非常喜欢的短篇小说家威廉·特雷弗的《蒂莫西的生日》也入选了，不过在收录此文的《雨后》那本集子里，它不是最打动我的，在这本集子里倒是有精雕细琢的感觉。拉塞尔·班克斯的《摩尔人》、丹尼尔·昂莱斯的《生日蛋糕》都很标准，伊森·坎宁的《天使仁慈，天使愤怒》写得深沉，题目却略欠气魄。安德莉亚·李的《生日礼物》，富有家庭的女主人为讨丈夫欢心，送两个妓女作为生日礼物，关于性的故事，读了却很荒凉。克莱尔·吉根的《在水边》和刘易斯·罗宾逊的《搭车》，是年轻人-男孩的经历，却比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的《永远在上》要粗砺真实。《骰子游戏》是游记作家（可能前面可以加上“伟大的”前缀）保罗·索鲁的长篇《火奴鲁鲁旅馆》中的一节，也是有关性，有意思，但就思想深度而言，与安德莉亚·李完全不能比。编者村上也写了一个很村上的短篇。
最不能忘怀的还是卡佛那篇《洗澡》。这个短篇是经过编辑修改的版本，卡佛后来写了较长的《小而有用的事》。编者村上说：
作为小说的艺术成就，《小而有用的事》好得多，内涵更加深刻。不过《洗澡》这部作品也自有其难以割舍的韵味。那种仿佛被人无缘无故一刀砍去脑袋抛开的无比荒凉的读后感，此外是很难领略到的。
我特意买了译林新出的卡佛小说集《新手》，找到《一件小小的好事》这个加长版读了，感觉确实如村上所说，各有胜出。但无论哪一个，故事都没有变——一个小孩，一对父母，一个糕点师。做了父亲之后，读这类故事总是不能平静。
《一百年的漂泊：台湾故事》（杨渡著，三联书店2016年1月版）：杨渡生于1958年，他这本书记录台中乡下一个家族的一百年。除了其父亲折射出台湾经济腾飞中从事产业的群体形象，还有更上一辈，“我的几个叔公的命运，几乎就是日据时代台湾人命运的缩影”。三叔公因为日语流利，日本侵华战争后期被调到大陆战场，担任法院通译，先在厦门，后来在上海。他还会说上海话。日本投降，上海群众在街上逮捕、殴打“日本人及其走狗”，三叔公遇到了。当时上海有来自中国各地的人，光靠上海口音还不能分辨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及其走狗”，所以检查内裤，如果是中式大开裆内裤，是中国人，如果是日本式的兜裆布，则当场逮捕。
这一幕不到两三年就重演了：在侯孝贤反映台湾“二二八事件”的《悲情城市》里，台湾群众便是靠口音来判断是台湾人还是外省人。
这些处于历史当中的人物，梁朝伟扮演的哑巴险些被当作外省人暴打，杨渡的三叔公则靠着机敏，脱下外衣，趁乱跑掉了。无论是语言还是穿着，都很可能成为族群冲突时的身份标识，无形中也是攻击武器。历史又何其相似。在美国作家朱诺·迪亚兹的短篇小说集《太阳·月亮·星星》中便提到多米尼加的独裁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此公在任的1937年曾爆发了“欧芹大屠杀”，他对境内的海地人实行大屠杀，“只要看到肤色较深的人便全部拦下，拿出欧芹要对方用西班牙文发音”，而海地人是讲法语的。
《适斋小品》（戴明贤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6年4月版）：适斋戴明贤先生擅书法，精篆刻，也是一位作家。多年前有一部很有名的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关于他出生地的个人史，但他的祖籍是在四川，他这本小品集里面写风土的一些文章，如谈刺梨等，很让我这个四川人感到亲切。这组短文很有知堂风味。他的有些谈读书的短文，也是平淡中有所寓意，比如谈法国列那尔的童书《胡萝卜须》，“一读永不能淡忘”，“但我忘不了胡萝卜须，想起就难过，甚至有负罪感，好像虐待他的人当中有我”（119页）。
又如《砍倒了树木的地方使人悲伤》，谈及十八世纪苏格兰诗人彭斯和二十世纪英格兰诗人霍斯曼的诗集，袁水拍译，抗战版本，戴先生“更喜欢霍斯曼的诗”，令我有知音之感：自从读过周煦良翻译的《西罗普郡少年》之后，便忘不了A.E.霍斯曼的诗歌。
又如他读契诃夫、高尔基，对高钦佩之极：“以他少年时的生存状态，他有三倍的理由成为流氓和恶棍，但他却成为了一个‘大写的人’。”（168页）
我曾经约戴先生写过读书的经历。他读的书是和经历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文革”中他被下放到乌蒙大山里当教员（即“乌蒙磅礴走泥丸”那里），很多书便是在大山里读的。1973年回到贵阳时，因为林彪摔死后政治形势进入新阶段，民间却得以松一口气，他便开始与贵阳的老前辈恢复交往，躲在小楼里，读书、抄书、摹刻印章。“一些朋友问起这段贬谪经历，语多同情，我说因祸得福，他们总不太相信。其实倒是我暗暗同情他们把许多岁月消耗在混世魔王们的股掌之中，日子过得一刻不舒心。”（175页）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