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6月25日访华，此次将签下多少贸易协定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1920年代，共产党一大的举行得到苏维埃政权帮助，2001年，中俄两国倡导的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有趣的是，在驻俄罗斯原公使李景贤看来，上海与俄罗斯的交往中，除了政治、经济，文化也占据重要地位。
“俄侨长于艺术”，百余年来，曾在上海生活的作家鲁迅、巴金、茅盾都深受俄国文学影响，《义勇军进行曲》的配器由旅沪俄侨夏亚夫完成，新中国成立后，到上海演出的苏联文艺团体更是不计其数。《上海的俄罗斯记忆》用一系列老照片，重温了俄罗斯与上海的人文渊源。
1952年“中苏友好月”，苏军红旗歌舞团首度来沪公演，图为其在上海国棉一厂与工人联欢时，表演《士兵舞》。
1952年“中苏友好月”期间，苏联电影演员契尔柯夫（右）与黄宗英、秦怡（中）畅谈艺术创作体会。
1937年，为纪念普希金逝世100周年，上海俄侨募资在祁齐路（今岳阳路）、毕勋路（今汾阳路）路口建造纪念碑。
我的夫人王佩蒂是上海人，有些上海朋友便戏称我为“上海女婿”。因为这层关系，我对上海的直观认识，也许比有些人稍微多一点。
命运多舛的普希金纪念碑，高耸入云的中苏友好大厦，多次开、闭的俄国驻沪总领事馆，正章的高档洗染，老大昌的俄式糕点，百多年居住在霞飞路（今淮海路）的俄国侨民，一个个故事，在我脑海里刻下一道道印痕。尽管如此，我对上海与俄罗斯昔日的交流，依然知之甚少。
《上海的俄罗斯记忆》（上海市档案馆与上海书店出版社合作出版）图册与读者见面了，我作为这部书的最先读者之一，偶尔也发出对上海与俄罗斯人文因缘多年后“意外归来”（于我言）的赞叹。
与俄关系始自1860年
上海与俄国的关系，始自1860年。156年前，俄国驻沪“编外领事馆”宣告成立。13年后，俄皇亚历山大二世之子阿列西士抵沪游览，1873年遂被称为“沪俄官方关系元年”。在上海，俄罗斯文化的深厚积淀，不经意间随处可见可感。这个城市曾是众多背井离乡俄罗斯人的新家园。
有位学者用对比手法，对旅沪外侨的职业进行研究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英侨长于商业，美侨长于教育，俄侨长于艺术。百多年来，俄侨从事的职业涵盖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工业、商业、服务业、医疗卫生业、建筑业等。他们与别的外侨不同，人多，有文化，融入当地社会的能力强，为上海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宝贵贡献。然而，“俄侨长于艺术”这个结论，还是颇为恰如其分的。
俄侨大多受过良好教育，不少人在音乐、舞蹈、绘画等领域，本来就有专长，即使没有很多艺术细胞的人，稍经点拨，很快也能适应某一艺术行当的工作。《上海的俄罗斯记忆》以大量老照片，给“俄侨长于艺术”作出最好的注脚。
许多上海文学家受俄罗斯文学滋养
上海在中俄交往史上，占有独特的一席之地。沪俄关系是中俄关系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海）特别是中俄间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三年后，苏维埃政权就派代表到上海，与中国革命者商谈成立中国共产党事宜。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两年过后，孙中山先生在上海与苏联代表越飞签署《孙文越飞宣言》，他领导下的国民党因而得到某种革新。
1957年4月22日，访华的苏联国家元首伏罗希洛夫到上海参观访问，刘少奇委员长和宋庆龄副委员长亲自到机场迎接。1989年2月4日，邓小平在上海会见来访的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时，提出中苏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重要主张。1996年4月26日，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访问上海，与沪各界人士见面时，强调俄中两国是一个“联合体”、“共同体”。15年前，中俄两国领导人共同倡导的、第一个以中国城市上海冠名的重要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在上海市正式成立。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的中国情结，对广大读者来说也许并不陌生，但辜鸿铭1906年通过俄罗斯驻上海总领事布罗江斯基向列夫·托尔斯泰赠其名著《尊王篇》，托翁则给他回了一封令人动容的长信这一轶事，恐怕还鲜为人知。
1986年5月17日，我陪一位领导人参观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时，看到了1906年9月13日这封信的手稿。托翁在信中写道：拜读了孔子和孟子一些书籍。中国人秉承儒家、道家和佛家的宗教而活于世，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战胜。这位大文豪还将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成果结集出版，并把书名定为《致中国人的一封信——中国智慧》。刊登这封信汉译文的上海《东方》杂志，与托翁这封信的手稿陈列在一起。该馆还展出托翁在英文版《道德经》两张页面上手书的俄译文。
长期居住在上海的一些大文学家，都受益于俄罗斯文学的无声滋养。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里，可以见到果戈理《狂人日记》的影子。巴金素有“中国的屠格涅夫”之誉。茅盾坦言，他在创作长篇小说《子夜》时，“尤其得益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在上海成长的大翻译家戈宝权、梅益和薛范所译的俄罗斯作品，如普希金的诗作、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被许多人称作“地地道道的中国作品”。前外长李肇星曾给我讲过这样一段趣闻。有一次，他访问俄罗斯时，俄外长拉夫罗夫在俄外交别墅花园设晚宴款待。说着说着，这位外长突然站了起来，环视花园四周，仰望一下星空的月亮后，用深沉的低音郑重宣布：“现在请俄罗斯歌唱家演唱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欢迎李部长欣赏！”大家一听，顿了一两秒钟后才会心地哈哈大笑起来。一首苏联名曲，到了俄外长嘴里，却变成了一首“著名的中国民歌”！
苏联作曲家曾为杜甫诗歌谱曲
与上海有不解之缘的京剧大师梅兰芳1935年的访苏演出，苏军红旗歌舞团的多次访沪演出，是中俄文化相互融合所开出的两朵奇葩。俄罗斯第二任驻华大使罗高寿告诉过我，梅兰芳访苏时，他有幸为大师当翻译。这位饮誉全球的戏剧大师的演出盛况空前。梅兰芳在演出之余，观摩了一些俄罗斯经典剧目的演出，还与苏联同行广泛交流心得体会。他说，从俄罗斯的戏曲、音乐、舞蹈中，可以汲取许多营养，将其糅合到自己表演中。苏联的戏剧大师则盛赞京剧的特殊艺术魅力，认为从梅兰芳的表演艺术中，可以借鉴许多有益的东西。
《上海的俄罗斯记忆》用了二十多张照片，详尽介绍苏军红旗歌舞团在沪演出的实况，以及演员们与上海市军民交流的感人情景。每当歌唱家们用中文演唱中国歌曲时，听众们总是报以雷鸣般的掌声。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多次感受过苏军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特殊魅力。每当中国国庆来临，苏联对外友协总要举行音乐会以示庆祝。这个歌舞团的成员是音乐会的“常客”。《我是一个兵》《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是两个常唱常新的保留节目。苏军艺术家们用中文充满激情演唱这两首中国革命歌曲时，我总是听得热血沸腾，热泪盈眶。
我亲历亲闻的另一些轶事，也给中俄文化相互融合这一幸事作出令人信服的注脚。罗高寿大使有一次告诉我，《义勇军进行曲》1935年写出后，由旅沪俄侨夏亚夫配器。这首不朽音乐作品如此大气磅礴、气吞山河，这位俄罗斯音乐家可谓功不可没。夏亚夫还创作了一部名为《孟姜女》的歌舞剧。1946年春应宋庆龄之邀，夏亚夫率剧团在上海兰心大戏院演出此剧，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募集善款，宋庆龄、宋美龄两姐妹出席观看演出。
1984年春，上海女高音歌唱家胡晓平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演出厅（俄音乐演出最高殿堂），用俄文演唱了《鲁斯兰与柳德米拉》、《叶甫根尼·奥涅金》两部俄罗斯经典歌剧的选曲，得到了一阵阵如潮般掌声。演出结束后，这位上海女歌唱家被热情的听众团团围住，“美妙绝伦”、“不可思议”、“唱得比俄罗斯演员还好”等赞誉声此起彼伏，让我这个译员忙得不可开交，顾此失彼。胡晓平激动地对这些异国知音说，柴可夫斯基所写的那些歌剧堪称绝品，一直在照亮着她自己的学艺、演艺生涯。
胡晓平演出后不久，苏联作曲家西杰利尼科夫的“奇异畅想曲”《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在该演出厅与听众见面。还在演出前半年，这位作曲家就对我说，上海歌唱家周小燕一次访苏时，向苏联音乐家介绍了杜甫的这部伟大作品。他感动于诗作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社会主义萌芽的内核，便产生了创作的强烈冲动。
（本文作者为前外交官、驻俄罗斯原公使，在苏联、俄罗斯联邦工作长达36年，文章有删节。）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