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中的上海》出版 早报记者专访学者周武谈战时上海出版业的艰难时日
1930年代初的商务印书馆上海总馆，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出版社之一。
1932年1月29日，日军轰炸商务印书馆，46万册珍贵古籍付之一炬。
《二战中的上海》书封
1920-1930年代，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都集中在上海。其中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的出版物册数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
上海自清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的最大基地，“这里不仅拥有全国最重要的出版社、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最健全的发行网络，而且汇聚着大批出版、印刷和发行方面的优秀人才，由上海出版、发行的图书和期刊，占全国出版总量的半数以上，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被誉为出版之城。”
去年适逢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上海远东出版社推出由上海社科院近代上海史创新型学科首席专家周武研究员主编的《二战中的上海》，试图全景式地深入考察上海这座国际都市在二战中的命运，其中一章就讲述了战时上海出版业的艰难时日。
为什么说战前的上海书业是“黄金时代”？上海出版业在战时采取了哪些措施减少损失？日本怎样通过控制出版业而引导舆论？民国时期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命运如何？近日，早报记者对《二战中的上海》主编周武进行了专访，请他讲述战时上海出版业的烽火岁月。
战前上海出版业处于“黄金时代”
东方早报：“八一三”事变之前，上海出版业的总体情况如何？
周武：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可以说战前是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开埠以后，上海就开始逐渐建立自己的出版优势，并取代雕版时代的出版中心，一跃而为新书业的中心。1905年科举停废之后，上海作为全国出版中心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到了1920-1930年代，上海已发展成为亚洲最国际化、最繁华的都市，上海出版业在此前累积的优势基础上更迎来它的鼎盛时代。什么叫鼎盛，去当年的文化街看一下就明白了。曾亲历这个时代的老出版人朱联保先生在《近现代上海出版印象记》一书中为我们记录了他的亲眼所见。
更重要的是，当年全国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五大书局，即所谓“商中世大开”，全都集中在上海。“商”即1897年创办的商务印书馆，“中”就是1912年创办的中华书局，“世”即1917年创办的世界书局，“大”即1916年创办的大东书局，“开”就是1926年创办的开明书店。这五大书局，特别是商务、中华、世界三大书局，它们的出版物册数就占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0%以上。
说战前是中国出版业的“黄金时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创造了一大批品牌出版物，譬如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万有文库》《汉译世界名著》和《辞源》，中华书局的《四库备要》《辞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开明书局的《活页文选》和《开明青年丛书》，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文学丛刊》，良友公司的《良友画报》等等，这些大型丛书、期刊不但在当时产生过重大影响，而且至今仍被奉为经典，备受推崇。
战事影响
出版业遭受巨大冲击
东方早报：随着战事展开，上海的出版业和图书市场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周武：战前上海的繁荣和上海出版业的“黄金时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创造的。
但“八一三”事变后，情况就不同了。当年上海大多数编辑印刷机关均设在华界闸北、宝山、杨树浦一带，来不及迁往内地或转移租界的，多毁于战火，损失惨重。没有毁于战火的工厂、仓库等建筑，以及机械、器具等物品，华界沦陷之后，不是被日军视为敌产予以军管或查封，就是被他们以各种名义强行占用或征用，如曾经是“中国三大工厂之一”的上海大连湾路的世界书局印刷厂即被日本商社华中印会社侵占使用。商务、中华等五大书局被宪兵队以“有害读物”为名扣押的图书总数多达1918万余册。
对上海出版业而言，更致命的冲击来自两个方面：一、随着东北、华北及东南各省的相继沦陷，由于侵华日军和敌伪势力的封锁和统制，上海先前构建的通达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的图书发行网络（包括邮购网络）和全国性的图书市场不复存在；二、战前上海出版业的繁荣是靠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化精英支撑起来的，战后聚集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撤离，转往内地。他们的撤离，使上海出版业失去了支撑力量，“停滞”乃成必然。
孤岛出版勉力经营
“共产”读物快速递增
东方早报：在日军侵入上海公共租界之前的孤岛时期，出版界为减少战时损失采取过哪些措施？
周武：跟“一·二八”事变有所不同，“八一三”事变是预料之中的事，因此，上海出版业对于战祸多少有所防备，大批书局迁往内地，最后迁到陪都重庆。如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先迁长沙，再迁重庆。其他如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局、上海龙门联合书局、上海杂志公司、上海印刷有限公司、教育书店等书局总部也都先迁武汉或桂林等地，然后再迁到重庆，桂林、武汉、重庆因此而一度成为战时中国的出版中心。
孤岛时期的上海出版业在巨大的压力下仍维持一定的出版能力，如生活上海分店在孤岛出版的书籍，有据可查的即有156种；世界书局则自1939年起恢复战前大规模出版新书的传统，据朱联保记述，该局1939年、1940年、1941年出版新书分别为105种、111种、100种。但无论是出版物的品种、规模，还是图书市场，都已远远无法跟战前的盛况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版业越来越举步维艰。
东方早报：战时上海的出版物主要有哪些种类？抗战读物是否成为重要的出版对象？
周武： 抗战初期出版的这些读物有两种倾向：一是以通俗小册子为主，二是聚焦某一具体事件，如八百壮士坚守四行仓库，当时推出的相关新闻记事体小册子、诗歌戏剧等单行本就有十几种。华界沦陷后，尽管孤岛的出版发行随时有可能受到工部局的警告和日伪势力的追杀，但抗战读物的出版仍很活跃，书局、书店往往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如挂洋旗或书刊出版地址造假等，与日伪势力周旋，并通过秘密渠道将抗战读物输送到敌后抗日根据地，或通过香港转运到内地。这类出版活动即使到了孤岛沦陷后也未完全停止，只不过采取的方式更隐蔽罢了。正因为如此，上海被视为中国抗战文化的中心，用日本人的说法就是，孤岛是敌后抗战的总司令部，日伪势力急欲除之而后快。
第二种类型是“共产”读物。抗战爆发后，基于国共合作的大背景和孤岛相对自由的出版环境，“过去被视为神秘主义的共产党，八路军的种种小册子，也翻印出版有几十种”，不过，抗战初期此类书很少有新的著述，大都是从斯诺的《西北印象记》中分割下来的。但以此为开端，“共产”读物的出版开始呈现出快速递增的态势，并一度成为许多马列著作和抗日书籍的出版中心，通过香港等地或其他秘密渠道输送武汉、广州、桂林、重庆、南昌、西安、昆明、延安，以及新四军、八路军控制的敌后根据地。
第三种类型是古籍与纯学术书。王云五说：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心转移到香港后，留守上海的办事处“只得在上海租界工部局随时警告之下，印刷一些古籍及纯学术的书”。
全面沦陷后出版业“奄奄一息”
东方早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全面沦陷，日军在这段时期内对出版业进行了怎样的管控？
周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租界，随即展开对租界内“妨害中日亲善之图书文籍”出版发行的查封、取缔行动。凡宣传抗日与共产的报馆、出版社，全都在查封、取缔之列。据曹冰严回忆，太平洋战争发生后的12月19日，日军宪兵会同工部局对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和开明“实施图书检查”，并宣布没收重庆教科书和涉嫌反日的书籍，“到各书局检查图书的日宪兵多则二十余人，少则七八人，多是些所谓‘军曹’之类，文化水平有限，在检查图书时只要看见书内有‘日本’‘苏联’‘国难’等字，不管上下文义如何，就一律没收。”
日方原本的如意算盘是让三通书局（前身为陈群于1929年创办的华通书局，上海沦陷后，陈群投敌，遂于1939年2月与日本的三省堂书局合组新书局，改称“三通书局”，性质也变成了“中日合办”，系汪伪当局指定的独家发行华中印书局印制的教科书的批发销售单位。）与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合组成一家类似“日本出版配给社”那样的出版统制机构——“中国出版配给会社”，隶属于日本兴亚院。虽然这个机构由于商务等五大书局“以拖为拒，筹而不办”，最终胎死腹中，但日本对日占区实施出版统制的意图昭然若揭。
如果说孤岛出版业虽然举步维艰，但还有一些生气，那么在日伪政权实施的出版统制之下，沦陷后的上海出版业已奄奄一息，进入全面的“萧条”时期。本来战时状态下，图书市场就已极度萎缩，邮路中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海上航路也被切断，而物价却如脱缰的野马一样几百倍、几千倍疯涨，出版的成本大幅提高，出版业实际上已很难苦撑。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日伪势力的出版统制，整个出版业陷入“消沉”甚至“萧条”状态，是非常自然的。
（早报记者 钱冠宇 实习生 矫雯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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