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书店在杭州的消失大概已有二十多年了！犹记大学时节一次寒假回杭，和父母一起在延安路逛闹市，在当时位于“采芝斋”总店旁的杭州古籍书店驻足，因为没有时间多停留，只顺手要了一份那时还无比红火的《读书》就重新随大流汇入人海了，但是年深日久，我确实已经不记得这一幕是在古籍书店堂内还是在旁边的一家报刊门市里面发生的了。
四五年前，一位正攻读哲学博士学位但专业实为书法的年轻朋友告诉我，杭州有家专营古籍的民营书店值得去看看，或许是为了增强“推荐”之“说服力”，他还好意地送了我一份这家店的书目。从此之后数年，虽然该店屡有迁徙，但无论间隔长短，我总是会时不时地去这家书店转转。说起来，店中也并没有什么孤本秘籍，印象较深的是，从这家店开始，我还“破天荒”地买了几回线装书，但我所收的也并不是新时代大陆印制的——甚至有可能是在杭州近郊富阳的那些古籍印刷社里印装的——新线装，而是台湾的艺文印书馆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行的、祖国大陆那些“先富后雅”的大人先生未必看得上的其貌不扬的“旧”线装，记得有些小开本的诗文别集，如《倪文贞公诗集》，有一册大开的《昭代经师手简》，不过我最“珍视”的仍然要数那一函四帙的《侯官严氏评点王荆公诗》了。
2014年暑假前的某天，我又一次得闲来到这家书店，与以往不同的是，我发现在一楼柜台旁有几堆摞得很高还未上架的“旧”书，于是就很有兴趣地翻了起来，一边翻还一边问店员这些书是怎么回事，答曰是本埠某校老师放在这里寄卖的；再问是什么原因要出让这些书，只含糊地回说是书的主人改变了研究方向，他要用寄卖这些书得到的款项在这家店里继续买书，当然是买合乎他现在专业所需要的书。我迅速地翻检了这些书，从中选了三种，一是台大出版中心所出的杨儒宾等编撰的《朱舜水先生及其时代》，因里面不少图片在大陆不易见到。另一是学生书局增订新版徐复观先生的《学术与政治之间》，说是新版，其实也是三十年前的版本了。三是台大中文系陈昭瑛教授的《台湾文学与本土化运动》，黄俊杰教授主持的这套书在大陆已经有不少简体翻印本，但由于题材的特殊性和“敏感性”，我怀疑要“引进”它的话可能一时还有些难度；而之所以选最后这种书，相当程度上也还是与徐复观先生有关，因为我依稀记得曾在复观先生的某个集子中见到他老人家给那时大概还在台大上学的昭瑛女史的一封信。
说起徐复观先生，我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的求学时节，在上海社科院的港台阅览室第一次读到的《春蚕吐丝》和《无惭尺布裹头归》，前者其实是殷海光先生在病榻上的最后话语，但却是在与殷先生“亦敌亦友”（殷先生去世后，复观先生的悼念文字题为《痛悼吾敌，痛悼吾友》）的复观先生的建议下由当时还只有三十出头的陈鼓应先生记录下来的，后者则是实录徐先生水平的文集。但是实话说，复观先生的书中，在那时还“血气方刚”的我心目中印象最深的却仍然要数他晚期的那些议论时政的杂文，那些文字真可谓“以自由主义论政、以传统主义卫道”之不二典范，而那种阅读的感受用“醍醐灌顶”来形容确实是毫不过分。因此，当我看到复观先生的家乡后来所出的那个四卷本文集上满篇皆是的“天窗”时，我的感觉又完全可以用“出乎意料之外、合乎‘情理’之中”来形容。
2014年暑假前后，九州出版社推出了由王晓波、郭齐勇、薛顺雄和复观先生的哲嗣徐武军教授编纂的二十六册的《徐复观全集》。这是一套迟来的大书。记得去年5月在杨顺利君的陪同下同游青城山和都江堰时，我还请教过台湾政治大学的詹康教授，并于詹兄处准确获知港台都没有出过复观先生的全集，由此更可知这个本子的价值了。而由于九州出版社此前在刊行钱宾四先生全集时“一字不删一字不易”的范例（当然这只是九州社接受了“素书楼基金会”之约定的结果），我们就满有理由对徐集抱有同样的期待。前年11月在上海开会时偶与此集编者之一郭齐勇先生同席，我还特意向他请教过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有极少的技术性改动”。但我后来自行“发现”的一个“细节”却给了我别样的况味，也留下了个人寻书史上一个颇为难忘的情节。
记得我最先是在校园内的一家书店见到拆全售零的徐集的，一开始我也并未打定主意要收全集，主要原因一是复观先生的著作大部分我已经有单行本了，二是那些不便于在大陆“流通”的内容我二十多年前就已经拜读过了。更何况这个全集本就是“可以”一本一本地收全的，那又何必着急呢？！但是逐渐地，我就发现编为全集第二十一至二十三册的《学术与政治之间续编》始终没有“露面”，数次问书店店员也基本是茫然以对。于是有一天我就颇为好奇地在网上搜索起这三册书来，结果所有主流网店都显示为有价“无货”，当时对此深感纳闷：难道因为全集各册所出时间不一，还未上市？可是出版时间明明标着是2014年7月！转念一想，忽有所悟：并非尚未上市，大概是有不宜上市处？但箱装的全集又明摆着是可以买到的，所以准确的表述应为“有限上市”！终于“悟”到这一点后，不禁让人产生了时光倒流之感，我于是想起了郑异凡先生回忆的“灰皮书”的历史，但是无论如何，“历史”还是有“发展”甚至“进步”的：当年要凭身份和等级得到的东西，现在用货币就可以！
尽管如此，也尽管在眼下这家书店的网店上就有徐集出售，但我还是一直延宕着没有用现金去兑现货。直到所谓“光棍节”——“双十一节”——全世界疯狂购物模式开启的那天，已是凌晨两点左右了吧，平素这时我早就休息了；虽然我并未在网购，但偏巧那天没有关机，于是就即时收到了一位平时帮我买书的年轻朋友的一则简讯：“应老师，某某网站上徐复观全集六百四十元一套，要不要啊？”我得信当然是立即回复：“立即下单！”过了两分钟又发出“指令”：“下两套！”其中的原因是我想起那次与詹康兄聊天，说起自己发现的徐集发行中的那个“秘辛”，同时纠结于徐集内容我基本都已经有了，要不要再收全集本，收了全集本后那些单行本留着作甚之类的话题，听着我的絮叨，在都江堰上“山青花欲燃，江碧鸟逾白”的美境中，詹兄不假思索就说：“可以把它们送给学生啊！”
这次深夜“TB”的结果也许是有些经常在狂欢节购物的朋友可以逆料的，那两个单子后来都被卖家想着法子编着理由给取消了。这且按下不表，有了这次“诱购”，倒还真“坚定”了我拿下徐集的决心，于是后来又让这位朋友在网上找，最后瞄准了一套，不料过了几天又收到这位朋友的一则简讯：“应老师，为得到徐集里那三本书真可谓一波三折啊，还好目前正往好的方向发展。发生的故事都可以写本书了，各种乌龙，和卖家都互称兄弟了。不过这也说明那三本书的价值所在啊，卖家对我说：你就坐等升值吧，绝版了！”其中的“曲折”在此不细数，故事的“精华”在于，我的朋友最初收到的全集“照样”不全，而且就缺了那三册，最后经过反复交涉，这卖家还算地道，说是从一个“神秘”的“上线”那里为我们补上了那三册书！
徐集是全部拿到手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再不用去这家当初网店上挂有这套全集的杭州唯一的古籍书店了，虽然我再无兴致去验证它那套全集是否真“全”。不管怎样，我最近一次去这家店确实是和上次隔了颇久，可能都有半年了吧。后来，我终于又来到了此前数次听说已经再次搬家的这家店。有些意外地，这次我竟然在比上次那堆规模要大得多的估计同样是寄卖的书堆中发现了几本英文书，是夹在各式开本不同的大量日文书中的，其中有摩根索的Politics among Nations，此书的另外一个我手里有的中译本译为《国际纵横策论》。还有一种是典型牛津LOGO的专题选集，Rousseau 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其中领头的编者是不久前刚过世的Stanley Hoffmann教授，说起来，我还曾和这位年高德昭的霍教授通过邮件，是为了一本我最初为“当代实践哲学译丛”编选的已故Judith Shklar教授——在这个“道术为天下裂”的时代，据说她比较稀罕地同时得到斯特劳斯派和罗尔斯派的尊重——的文集寻求中文翻译授权，那些文章是我从Shklar教授去世后的两部文集中再选编的，而那两部文集的编者都有霍教授。在霍教授的建议下，我又和芝大出版社商讨那些散篇文章中文翻译的“打包”授权，因为对方的报价过于离谱等因素，这个选集中途“夭折”了，这是我至今引以为遗憾的事情。想不到今天在这里又遇到霍教授的编著，看来这位霍教授和我一样也以编书见长，这大概也是正朝世界“一流大学”迅跑的国内大学教授和哈佛名教授之间最大的共同点了！鉴于这两种书都是颇为考究的精装本，我当时还颇为忧心于它们的价格。其实这些书基本都还没有入库标价，和上次那三本中文书一样，都是我选好再让店员交给书店老板去临时估价的。还好，有当年在纽约的STRAND那种被人宰的“经验”“垫底”，这两本书的价格都是我可以接受的！
因了这次“捡漏”的机缘，我在几天后也总是惦记着那堆书中会不会还有我“漏捡”的“宝物”？我陪送小女到那家书店附近的一个考场参加为时一小时的一项测试，等伊一进场，我就飞奔似地借了一辆公共自行车飞踩到那家店，再次在上次那几架子书前徘徊“寻宝”，踯躅间忽然发现那几个书架上的书原来分为好几层，我果然是怀着探宝的兴奋和期待移开上次检索过的外层，于黑暗中（因为书架最底下那几排间距很短，几乎与书高相等）伸出手去摸索，“奇迹”出现了：我先是看到了自己抓到的一本灰黑布面上的“富强”两字，待定睛一看，原来是江湖上人称“大炮”的史华慈教授的严复书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而且还是哈佛1964年的初版本！当时那种感受几乎可以用“目瞪口呆”来形容！虽然有了上次的经验，感觉老板索价不会太离谱，但我还是勉强抑制住一种内心被攫住的巨大激动，故作镇定地请店员去为此书定价，再次“还好”，书价岂止是“我可以接受的”，现在我可以交个底：我对此书之心理价位的“上限”大概是报价的十倍！
回想起来，在那套颇负盛名的“海外汉学研究丛书”中，《严复与西方》大概是除余英时先生的《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和贾祖麟教授的《胡适和中国的文艺复兴》之外我念得最为仔细的一种了，念余英时先生的书大概无需太特别的“理由”，而读格里德（中译本没有翻出作者的中文名字，就正如当年一次我“偶然”把“魏特夫”译成了“威特福格尔”）的那部书则主要是为了写那篇后来被自己的老师否掉的关于张君劢的硕士论文。史华慈的严复书给了我磨灭不去的印象，多年以后，“枫林晚”的朱升华兄请我为他的“书天堂”推荐几种在我的阅读生涯中给我难忘记忆的书，在我没有做任何翻检而信手写出的十本书中，就有《严复与西方》。这里可以聊记一笔的是，当年在看到我的书单后，我和升华共同的书友罗卫东教授还把它放到了他当年颇为红火的博客上。这些旧事就如同当年念那些“旧”书的体验，如今都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了。然则，如今的我们却正是被我们对以往的记忆所塑造的。随着年华老去，我那不断被人“夸赞”的记忆力——童世骏教授曾笑谓常人的“毛病”是“记不住”，我的“毛病”是“忘不掉”——也一定会衰退，为了让将来回忆时有据可查，有迹可寻，且让我记下在那一小时大概堪称我“性价比”最高的淘书经历中淘到的另外八本书：
有五本是我勉强识得的英文书：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剑桥大学出版社1986年平装一版；两本关于章太炎和晚清民族主义的书，一种是汪荣祖教授的《寻求现代民族主义》，属于王赓武教授主编的一套中国研究丛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精装初版，另一种封面上有“排满主义”字样，是芬兰汉学家高歌（Kauko Laitinen）教授的《晚清中国的民族主义》，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亚洲研究专刊系列；还有一本“西学”著作，出身哈佛的康奈尔大学哲学教授Richard Miller的《事实与方法》；最后一本是James Cole的《绍兴：十九世纪中国的合作与竞争》，属于亚利桑那大学出版社的亚洲研究丛书的一种。
还有三本是我从未学过也没有打算要学的日文译著（请允许我同样只写下中文书名）：彼得·温奇（Peter Winch）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哈特的《法的概念》和胡塞尔的《现象学的理念》！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