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南京的几日寻访是杜强先生开车拉着我到处跑，因为他是摔跤运动员出身，硕壮的身体让我特别有安全感。昨天返回南京市的时候，杜先生告诉我他第二天有事，但是已经帮我安排好了朋友继续开着这辆车带我寻访。今天一大早就见到了这位朋友，他下车的一瞬间，让我感到这位朋友比杜强先生还要大一号。虽然这么大的体量，但他说话倒是轻声慢语，让我想到了弥勒佛。在前往栖霞寺的路上，我们聊天的内容，主要就是我向他请教体育界的各种事情。这位朋友大名叫陈鑫，他说自己在几岁的时候就被选进了体校，而举重这个行业是他自己所选择的，后来因为受伤而退役。他讲述了这个行业里的艰辛，语气平淡而不带色彩，看来肚大果然能容天下难容之事。
可能是因为一路上聊天，我们竟然走错了路，兜了两圈，终于来到栖霞寺的山门前。我本以为这里应当是南京的著名景点，但沿途的标牌并不明显，这也是我们走错路的原因之一。前往栖霞寺的路要穿过一个村镇，那里街道很窄。从南京出市的时候，驶上了栖霞大道，这条道路足够宽广，我本以为这条路就是专为栖霞寺所修建的，看来有点一厢情愿。但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走的可能是老路，而非重新修通后的阳关大道。
栖霞寺的山门旁是售票处，售票窗口长长的一排，里面的工作人员有五六位。按理说，这是旅游旺季，再加上今天是周六，可是买票的人，至少我到的时候仅有两三位。二十五元的票价，对这么有名的景点来说已经是很便宜了。进入山门，检票之后，仍有两位工作人员坐在桌子前面，桌上摆放着一些散放的香支，凭门票可以领三支香。我没有领这个优惠，直接穿过山门，在山门后墙的左右两侧各看到一张“历代名人与栖霞山”展板，每块展板上密密麻麻地列着几百位历代名人的名单，大约浏览了一下，那名头之大，门类之多，其他地方少有可以比勘者。
穿过山门前行，看到一个水坛，旁边碑额上写着“彩虹明镜”，边上还刻着乾隆的御题诗。转过这个水塘，前面是修整得很宽阔的石板路，沿着这条路继续向内行走，在路的左右两旁看到了体量很大的钟楼和鼓楼。这么大的钟鼓楼，至少比一般的寺院大好几号。路的尽头位置是放生池，转过放生池，就是栖霞寺寺院的大门。在这个广场的两侧分别有两个碑亭。左侧的那一座，有一位师傅正带着几位朋友在讲解，师傅热情地向这几位介绍着碑的来历，我听到了最有哲理的一句话是：“所有的历史都是胜者的历史，因为失败者没有机会写，也不可能写。”
这块碑倒是很有名气，因为我提前做过功课，知道此碑名叫“明征君碑”，此碑大有来历。因为这位明征君绝对可以自豪地说：此山是我开，此寺是我建。明征君的大名叫作明僧绍。“征君”在古代是一种光荣称号，如果皇帝请某人到朝中去做官，而这人几经推让没有前往，以此来表示“荣华与富贵，我视之如浮云”，那么这样的人就可以被当世赠予一个荣誉称号，叫作“征君”。这应当是而今“神马都是浮云”的历史出处吧。当年明僧绍就是这样推辞了几次，所以他被称为“明征君”。
明僧绍为什么婉拒皇帝的邀请，这我没有考证过，这段历史距今已经超过了一千五百年。他本是山东人，不知道为什么跑到摄山来隐居。摄山就是栖霞寺的坐落地，据说古代在这里出产很多重要的草药，而这些药能够养生，所以被人称作“摄山”。但明僧绍来此隐居并不是为了采药。据说他来此隐居了二十多年，主要是为了修善业。刘宋末年，也就是公元479年，摄山来了一位法度禅师，在此讲授《无量寿经》。历史资料说：“僧绍与法度和尚相友善，两人有师生之谊。”究竟具体事情如何，因为我懒惰，查过手头资料找不到线索，就放弃了。总之，两人关系很好。这次相见，两人谈得更为投机，于是在四年之后，明僧绍就把他在摄山上的别墅赠给了法度，请法度将这处别墅改建为寺院，明僧绍请法度来做这个寺院的住持。因为明僧绍号“栖霞”，因此这个寺院就起名为“栖霞精舍”。此后这个寺的名气越来越大，就改名为“栖霞寺”，而后又因为栖霞寺的名气，就连栖霞寺所在的山，也改名为“栖霞山”。用自己的字号改名一座山，以我的理解，这比被人称为“征君”，应该要光荣很多倍。
我们接着说这个碑亭里的名碑。到了明僧绍的六世孙明崇俨的那个时代，已经是唐高宗和武则天的天下了。这位明崇俨擅长方外之术，因为有一技之长，所以受到了高宗李治和武则天的宠幸。虽然他发达了，却不忘祖宗，明崇俨向皇帝提出，他想给自己的五世祖明山宾树碑立传，这个要求皇帝觉得不过分，于是亲笔给明山宾撰写了碑文。但可能高宗李治觉得自己的书法有些拿不出手，于是他命当时的著名书法家高正臣将碑文抄写一遍，而皇帝自己则在碑的背面，写下了“栖霞”两个大字。以我的拙眼来看，我觉得这两个字写得很有气势。
就因为这两个字，使得这块碑成为了栖霞寺游客的必拍之点。这天虽然游客不多，但还是有人围在这里拍照，我耐心地等了一会儿，等游客散开后，拍下了这个御笔。之前我在资料上知道，这块碑所用的石头上，有许多豆粒状的白色斑纹，古代的文人将这种斑纹形容成含苞欲放的梅花，于是这块石头被称为“梅花石”。当然，科学家最烦这种无用的形容，他们说这种石头是二点八亿年前海中的一种动物化石所形成的。我扒在窗棂上细细地看了半天，也没有看清楚这块石头的花纹呈梅花状。但是这块碑石却是南京地区保存最完整的唐代碑刻，因此，此碑也成了国家级的文保单位。
进了寺院之门，两侧有四大天王，说明这应当是天王殿。穿殿而过，眼前是毘卢宝殿。大殿建得巍峨壮观。穿过此殿前行，就到了此寺的最后一进院落，门口挂着“方丈”二字。我以为这是方丈室的所在，属于闲人免进之处，于是没有贸然闯入。我来此寺是为了瞻仰著名的舍利塔和六朝造像石窟，于此却看不到痕迹。正踌躇间，我注意到右侧有“佛书流通处”，于是走到近前看个究竟。我在门前看到了舍利塔的指示牌。从此院穿过，后面的景色顿时宽阔起来，在一片百十平方米大的广场上，看到了那著名的舍利塔。
隋文帝杨坚在还没有当上皇帝时，他偶然遇到了神尼智仙，于是获赠舍利数百颗。杨坚登基以后，他觉得跟神尼的那次偶遇，对他能够夺取天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于是他下令，在天下八十一州各选一处景色优美的寺院，在里面建舍利塔，同时派高僧分别护送他所得到的佛舍利入藏于此塔。杨坚所下的诏书中有这样一句话：“分道送舍利，先往蒋州（今南京）栖霞寺，洎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可见，隋文帝的这场全国性建塔送舍利运动，将栖霞寺列在第一位，这也证明了当年栖霞寺在全国佛寺中的声望所在。栖霞寺的这座舍利塔建成于隋仁寿元年，即公元601年，这应当是隋代大规模建塔运动中建成的第一座。
眼前的这座舍利塔果真足够精美。据说此塔在隋代的时候，是木结构建筑，这座木舍利塔过了两百多年被毁于会昌法难。到了南唐时，佛教再次兴起，皇帝命令高越和林仁肇两位大臣把这座舍利塔重新修建起来。可能是为了流传久远，这次建塔用的是石料。高越为建此塔下了很多心血，以至于死后就葬在塔后方的山坡上。而另一位建塔人林仁肇，据说是南唐唯一的一员虎将，后来宋太祖想统一江南，林仁肇当然成了拦路虎，于是宋太祖使用离间计使得南唐后主李煜怀疑林仁肇的忠诚，用鸩酒将林仁肇毒死。后来宋太祖的军队攻陷金陵，李煜才知道上了大当。但历史没有后悔药可吃，巧合的是，三年后李煜也被宋高祖用鸩酒毒死了。因为此塔的名气，该塔在建成之后历代都有修整。1931年，叶恭绰还曾主持过此塔的修整工作。“文革”中，小将们砸掉了塔上不少的石刻造像，前些年也基本上修补了起来。据说历次的修补，都没有动过地宫，那些佛舍利以及陪葬的珍宝估计仍然在此塔之下。
舍利塔的旁边，即是千佛崖石窟。南齐永明二年，明僧绍之子明仲璋跟法度禅师，共同在这片山崖上开凿了三圣像，以此来纪念明僧绍。到了梁大同六年，这个三圣像偶然被人看到里面出现了佛光，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朝中的高官大族纷纷前来此山崖雕造佛像。这第一次的雕造时段，大约用了四十六年。此后又历代增修，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规模。总体而言，我感觉这些造像从体量上讲，要比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小许多，据说是因为这座山的石质属于石英砂岩，这种岩石质地松软，很容易风化，因此难以雕造出体形巨大的造像。即使如此，这些六朝时期的造像，已经是流传至今很难得的艺术珍品了。
细细端详着这些造像，我注意到有些造像的身上以及佛窟的墙壁上有着涂彩的痕迹。回来后查资料方得知，这是1925年栖霞寺当时的住持若舜所为。当时他看到了造像的自然风化，感觉有必要把这些佛像保护好，于是买来当时最先进的修补材料，也就是现在司空见惯的水泥。他用了两年时间，用水泥把这些造像全部修补一遍，修补完之后，再用彩色涂料将这些造像和佛窟“施唇以朱，画眼以墨”。
站在文物专家的角度来看，若舜是好心办了坏事，他的修补使得这些古代优美刻石，变得神韵全无。但有些事，确实是塞翁失马。到了“文革”期间，红卫兵来此处要砸烂这些佛像，因为这些佛像外层包裹的水泥质量很高，因此小将们费了很多力气，砸下来的大多是水泥修补的部分，这反倒使佛像的原石受的伤害很小，这也可以称为历史的吊诡吧。
据说栖霞山的泉水也很有名气，最有名的一处名叫“品外泉”。我沿着千佛崖旁边的小路继续上行，前去寻找此泉。前行不远，即看到了一个水塘。水塘之旁，坐着一对中老年在谈恋爱，我的闯入让他们觉得不自在，我当然会知趣地不将他们拍下暴露隐私，但他们警惕地看着我手里的相机，却没有离开的意思，那我只好调头走路了。
但我看到那潭水有些混浊，觉得不应当是品外泉。按照历史记载，品外泉是寺院内僧人的饮用水源。当年，茶圣陆羽曾在栖霞寺住过一些年，据说《茶经》也是在此寺开始撰写的。天下的名泉被这位茶圣命名了多处，然而他却对栖霞山的泉水不着一字，但这不影响当地人对此山泉的宝爱。既然陆羽没有品题，那就等于是在品题之外，于是就把此泉称为了“品外泉”。然而栖霞寺却在佛教史中绝属品内，因为这是三论宗摄山学派的祖庭。有这样崇高的地位是源于摄山派的初祖僧朗曾在此弘法。
僧朗对三论宗贡献很大，然而他的历史资料却留下来很少。因为他对三论宗的贡献，使得后世对他有很多不同的称呼。为了能够在引用资料中知道文中所指是僧朗，我把他的历史称号罗列如下：道朗、大朗、摄岭、摄岭大朗、摄岭大师、摄山大师、高丽朗、朗公、山门等。他的生卒年在历史上也没有记录，安澄在《中论疏记》中说：“高丽国道朗法师从北地来，住摄山止观寺，善解三论，妙达大乘道……后摄山麓造栖霞寺，坐禅行道，故云摄山大师也。”看来僧朗是朝鲜人。《中国三论宗通史》和吉藏的《大乘玄论》也有近似的说法。
那么，僧朗的三论学是从哪里学来的呢？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说法，据董群的《中国三论宗通史》，僧朗是法度的弟子。我们上面谈到过，法度是在偶来南京弘法而受明僧绍邀请来到了摄山，在此建立起了栖霞精舍。资料记载，法度本是禅僧，如此论起来，他交给僧朗的佛学应该是禅法，而非三论宗，因此，僧朗的三论宗思想有可能是他独自悟出来的，也有可能是法度所传的。
关于僧朗是法度的弟子，《法度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度有弟子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朗本辽东人，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今上深见器重，敕诸义士受业于山。”这段话明确地说明了僧朗是法度的弟子，并且说他能“继踵先师”。那么所继踵者是否是三论宗思想，文中却没有说明。而后面的“《华严》、三论最所命家”，以我的理解，僧朗自己喜欢读三论宗和华严宗的经典，而非是师父法度所教，可能也正因为是这样，后世把僧朗看作三论宗摄山派的初祖，而没有把法度视为开创人。而董群先生则用了比较客观的一句话“以法度为奠基”，但却用“大排行”把僧朗称为“实际上是三论宗中土第三祖”。
但这种排行在之前的研究史上似乎并没有给僧朗这么高的地位。比如杨仁山在《十宗略说》中谈到三论宗时就没有僧朗的位置，而日本佛教界的传统看法也是如此。明确地将僧朗列入三论宗谱系中的学者，应当是黄忏华，他将三论宗的传承体系分为印度和中国两部分。印度部分则是龙树-提婆-罗睺罗-青目-须利耶苏摩-鸠摩罗什，而中国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可以看出，僧肇和僧朗之间没有传承关系，同时也没有将法度列入。这样说来，僧朗的三论宗思想，应当是读了鸠摩罗什和僧肇相关的著作后而产生的新思路。再联系到《法度传》中评价僧朗的那几句话：“为性广学，思力该普，凡厥经律，皆能讲说。”即此可知，僧朗对各种经文都有深入的研究，并且都能融会贯通地予以讲说，这样说来，他就是在自己广泛读经的过程中感觉到三论宗最合己意，于是就在栖霞寺专门弘扬三论宗义。
僧朗对三论宗最大的贡献应当是对梁武帝的影响。梁武帝萧衍特别喜欢佛法，他不像有的皇帝只是对佛教予以利用，这位梁武帝是身体力行，比如他一天只吃一餐饭，不喝酒，不听音乐，“身衣布衣，木绵皂帐，一冠三载，一被二年。常克俭于身，凡皆此类。五十外便断房室”，这样克己的皇帝在历史上真是少见。梁武帝还经常自己讲经说法，但他的所学和所讲主要是成实学。正是因为僧朗的弘法才使得梁武帝由成实学转向了三论学。皇帝对他的学问很是首肯：“天监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释僧怀、灵根寺释慧令等十僧，诣山咨受三论大义。”（《摄山栖霞寺碑铭》）
梁武帝竟然派了十位高僧专门来跟僧朗学习三论宗义，而这十位学生中，最终只有僧诠学有所成，这位僧诠在僧朗圆寂后，又成为了三论宗的一代宗师。
沿着栖霞寺的右侧山路，一路下行，在途中我又去朝拜了寂然法师像，最后走出山门，接着乘上陈鑫的车，前往南京市内去寻找紫竹林禅寺。此寺的前身是历史上著名的祗洹寺，当年求那跋陀罗曾在此寺译经。按照查得的资料，这个寺现在的地址叫作南京市城北鼓楼区紫竹林3号院。寻找到这个地方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片高楼大厦，大门口写明这里是南京市的血液中心。收发室的那位工作人员，对此寺较为了解，他说这里原来有一座小山，山上建有竹林寺，而那座小山上长满了紫竹，二十多年前那个寺连同这座小山一并被铲平了，在原址上建起了这座大楼。
千年古寺，又是这样有名气的一座大寺，竟然落得这样一个结果，我也只能长吁短叹一番。我的这个姿态让好心的陈鑫很是不忍，他让我放心，说等有空时，他再到这里来，扩大范围地寻找一番，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痕迹在。我回京后不久，陈鑫就给我发来了一组照片，原来他寻找到了祗洹寺原来的墙基范围。虽然这个结果仍然是什么也看不到，但我很是感谢像陈鑫这样的好心人。 ■
“觅踪记”连载结束
录入编辑: 朱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