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查尔斯·沃洛普，1767年出生于英格兰汉普郡的赫斯特本庄园，是第三代朴茨茅斯伯爵。在时人眼里，沃洛普从小就是个笨孩子。老师乔治·奥斯汀发觉他学习迟钝，且患有严重的口吃。多年以后，乔治的女儿简·奥斯汀在一个舞会上遇见了沃洛普，倒觉得他还挺像个人样，简更厌恶的是他的蠢弟弟，在她看来，后者纯粹是个无赖。沃洛普七岁开始念文法学校，整天哭哭啼啼，是全校的笑柄。不过他脾气还不小。一次，他扯了十一岁的拜伦的耳朵，同样不是省油的灯的拜伦拾起贝壳回击，一击未中却把玻璃砸得粉碎。私底下，拜伦称他为“傻瓜伯爵”。
1797年，沃洛普继承了父亲的头衔。只是与头衔相伴的财产、家政、地产都不归他管，强势的母亲打点了一切，他本人，作为英格兰最富有的地主，只分到了几毛零花钱。此后不久，伯爵便经历了一次和瑞士仆人的短暂外逃——其性质究竟是绑架还是私奔，尚不好说。仆人声称主人有鸡奸自己的企图。尽管这话颇不可信，但如果有人当真，朴茨茅斯伯爵就将面临死刑。伯爵家人的介入让此事“圆满”收场。母亲命令儿子今后只许待在床上，不然就把他关进疯人院。1799年，在母亲的安排下，伯爵和比自己年长十五岁的妻子结婚。妻子同样扮演了母亲的角色，无微不至地照顾着他。他们没有性生活，伯爵把下面的事情作为性交的替代：他偷偷约见工人阶级妇女，给她们钱，让她们用小刀把他割出血来——他相信她们裙子底下藏着收集男人血液的脸盆。
除此之外，伯爵还对死亡有着病态的迷恋。当他知道自己手下工人的女儿即将死去，便坚持要去送终；他经常不请自来地出席一些葬礼，为陌生的死者当主祭；他还要求仆人把木头扛在肩上，装出抬棺材的样子，他自己跟在后面唱赞美诗；他认识伦敦城里所有的灵车司机，甚至定期拜访殡仪人员询问最近葬礼的安排。在恋尸癖这件事上，他不分高低贵贱，是个彻底的平等主义者。虽然朴茨茅斯伯爵经常受人欺侮，但也经常残酷地捉弄别人：他有一把特制的斧子，专为砍牛头之用；他喜欢用叉子固定住青蛙；他逼迫讨厌的仆人喝混有泻药和芥末的啤酒。1798年，爱尔兰起义爆发，朴茨茅斯伯爵只对自己将要少收租子的事情耿耿于怀，他浑然不知的是，自己作为外居地主的典型，已然成为了此后一个世纪革命的对象。
上面这些故事统统来自最近出版的一本名曰《审判汉普郡之王：乔治王时代英格兰的疯癫、秘密与背叛》（The Trials of the King of Hampshire: Madness, Secrecy and Betrayal in Georgian England）的著作，作者是伊丽莎白·福伊斯特（Elizabeth Foyster）。从书的标题便可知道，伯爵一生中最重要的大戏才刚刚拉开帷幕：伯爵满心欢喜地迎来了第一任妻子的去世，他的第二任妻子则对他充满鄙夷。仆人发现她和一个医生通奸，而当他们尽享鱼水之欢时，我们的伯爵竟在同一张床上睡着了。更有甚者，这名新太太还是个虐夫狂，她在枕头底下藏了条鞭子，经常拿出来抽丈夫。她为伯爵生下了一个女儿，而几乎可以断定的是，孩子的生父是那个医生。此时伯爵的哥哥牛顿按捺不住了，他觊觎弟弟的财产久矣，如今自称为汉普郡之王的后者竟然有了合法的继承人，牛顿便打算证明弟弟发了狂，使其婚姻和子嗣的继承权变得无效。朴茨茅斯伯爵被带到一个疯狂委员会面前接受质询，委员会认为他神志不清，剥夺了他对全部财产的控制权，只许他继续在赫斯特本庄园居住。然而吊诡的是，牛顿疾病缠身，不多久就死了，第二任伯爵夫人则债务缠身，最后在加拿大潦倒而终，惟有沃洛普本人在庄园里一直活到了狄更斯的时代，享年八十六岁。
特里·伊格尔顿在评价这本书的时候说，要界定沃洛普究竟是古怪还是疯狂确实不容易。他对钱和数字特别敏感，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法语，精通农耕，还恪守公共礼仪，但另一方面，他又仿佛深受妄想症的困扰，不时行为疯癫。
接下来要提到的这位英国贵族则与古怪或疯癫毫无干涉。二十四岁的他已经参与过四场战争，出版了两本著作：在古巴，他差点成了枪下鬼；在苏丹，他是战地记者；在印度，他与普什图人拼命；这次，他来到了南非，作为《晨报》的通讯员，报道第二次布尔战争。他太想出名了。之前在印度的时候，他就骑着白马驹子耍帅，只为惹人注意。他的名字叫温斯顿·丘吉尔。
坎蒂丝·米勒德（Candice Millard）的新著 《帝国的英雄：温斯顿·丘吉尔的形成》（Hero of the Empire: The Making of Winston Churchill）描述了丘吉尔早年的记者和战士生涯，尤其关注他在1899-1900年期间的南非经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这一年“为我此后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当时，丘吉尔在布勒将军的火车上，一路向南。在他们到达开普敦的时候，不想被团团包围。于是，作为非作战人员的丘吉尔便参与到了一场毫无计划的逃跑行动中。他们没有逃掉，丘吉尔锒铛入狱——被俘是“我人生中最大的耻辱”。丘吉尔与人一起筹划越狱，最终他只身一人逃了出来，成功穿过数百万英里的敌占区。《帝国的英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这段惊心动魄之旅：朝飞速行驶的火车纵身一跃；在非洲的大草原绝望不已；还有与老鼠共眠于矿山的那些夜晚。由于战事吃紧，当丘吉尔英勇出逃的消息传到伦敦，“丘吉尔先生的英雄主义”的字眼便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丘吉尔早年的经历或许注定他终其一生要同大英帝国荣辱与共。然而，随着二战结束，帝国的年代也画上了句号。二战后，英国建成了福利国家，左翼运动风起云涌。再后来就是从撒切尔夫人到卡梅伦近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统治。2016年，左派科尔宾连任工党党魁，当年的左翼青年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出版了一部新的马克思传记《卡尔·马克思：伟大与幻觉》（Karl Marx：Greatness and Illusion）。和乔纳森·斯珀伯出版于2013年的《卡尔·马克思：一个十九世纪的人》一样，这本书同样把马克思再现为十九世纪中人，它尤其讨论了马克思与犹太人的关系，以及马克思关于村社共同体的观点。琼斯做了二十年《新左评论》的编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林春把“英国新左派”作为博士论文题目，完成了第一部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
录入编辑：洪振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