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科院举行“德日进与上海”研讨会 走近“北京猿人之父”
耶稣会士德日进
中国地质学家翁文灏
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
欧美有人把法国籍耶稣会士德日进（Pierre Teilhard de Chardin, 1881-1955）列为与弗洛伊德齐名的思想家，东方人对他却比较陌生。
“德日进鉴定了 ‘北京猿人’，发现这个头盖骨属于一位女性，给她取名 ‘Nelly’。在业内，德日进才是 ‘北京猿人之父’。”复旦大学哲学院宗教系主任李天纲感慨，“人们依然很少知道他在古生物学家之外，还是一位享誉全球，改变20世纪人类思想的神学家、哲学家。连德日进的同事、朋友杨钟健都曾说 ‘不信其为一神父’，完全不知道德日进在北平期间除了研究骨骼、骷髅之外，还写那么艰深、抽象的哲学著作。”
10月15日，由上海市宗教学会、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利徐学社、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中西文献交流研究中心和中国德日进之友协会联合主办的“德日进与上海”研讨会在上海社科院举行。这是继2014年北京德日进哲学思想研讨会“德日进与人类未来”和2015年萨拉乌苏德日进逝世60周年研讨会后，“德日进重返中国”研讨会系列的第三站。
据悉在1923年5月，德日进从上海第一次踏上中国土地。抗日战争期间，他又多次来到上海，并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原耶稣会藏书楼）工作和生活。就连此次会议地点——上海社科院（原址为天主教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也是德日进熟悉的地方。
德日进和中国有多密切？
从1923年到1946年，德日进在中国前后生活了23年：他在宁夏银川的水洞沟黄土层中发现了旧石器、指导周口店遗址的发掘研究、完成了最广为人知的《人的现象》……许多人不知道，德日进在中国度过的二十年可以说是他科学生涯中成果最丰富的时期。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化石》杂志主编郭建崴感慨道， 德日进在中国的科研论文不下百篇，对中国古生物学的奠基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德日进之友协会总协调人汪晖说，德日进与中国的缘分也和德日进的姐姐弗朗思瓦斯有关。弗朗思瓦斯出生于1879年，在家中排行老二，德日进排行老四。和德日进喜欢冥想不同，弗朗思瓦斯从小就是一个十分活泼的人。
1909年，弗朗思瓦斯来到上海，立志为穷人服务，在一年的时间里从最普通的修女变成管理三百多人的修道院院长。她还曾和德日进写信说祈祷自己的最后一刻也要留在中国。1911年，年仅32岁的弗朗思瓦斯因得了天花，在上海离开尘世。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纪录片《德日进在中国》导演魏明德看来，德日进来中国和姐姐不同，并非本意。当时德日进在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地质学，四十岁出头的耶稣会士本该前途无限，但德日进写了篇关于原罪的论文，这篇论文大概使圣经叙事的史实性遭到质疑，并表现出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好感，得罪了罗马教廷。之后，法国耶稣会只好指派德日进前往中国进行考察。
“德日进在中国那23年，中国为他的思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环境。也是中国让他去发现北京猿人，从事考古。”李天纲说，回想德日进的时代背景，当时我们的文化和世界文化交融度较高。
德日进朋友圈
中的“大牛们”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生、国际关系学院法语讲师陈蜜说，20世纪初的北京地质学界既有地质调查所、协和医学院、中国地质学会、北京博物学会这些研究机构和组织，又有在华进行多次考察的美国中亚考察团和瑞典西北考察团。德日进身处其中，和许多同行建立了深厚友谊。
来看看当时他的朋友圈都有哪些牛人呢？
首先是被胡适评为“欧化和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的丁文江。丁文江于1911年从英国留学归国，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创办人之一。他和德日进的相识始于1924年，又于1927年一起去周口店考察。1929年，德日进还介绍丁文江和翁文灏认识了罗马教廷中国教区大主教刚恒毅。
那翁文灏是谁？他是中国第一位在西方拿到地质学博士的人。1922年，翁文灏与德日进相识于比利时，两人相谈甚欢。1923年，德日进首次到中国，翁文灏就邀请他参加地质学会的常会并发言。1927年，翁文灏又邀请德日进加入周口店计划，两人多次同行考察周口店。据陈蜜的资料搜集显示，1950年圣诞节，翁文灏在巴黎还和德日进在朋友家共进晚餐。
接着是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的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他作为地质调查所聘请的专家，不仅帮助中国人找到了铁矿，而且在地质、古生物、新石器文化等领域有许多开拓性的发现。他在撰写《黄土的儿女》一书的过程中，还曾写信向德日进咨询和确认关于后者在萨拉乌苏考察的一些情况。
再接着是德裔美国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地层学家葛利普。1923年德日进刚来中国，就在北京地质学会第六次常会第一次见到了葛利普。在写给老师步勒的信中，德日进写道——他看到一群穿着长袍的年轻人围着祖父一样的葛利普。
下一位是对中国古人类学非常重要的加拿大解剖学家步达生，他认为在中亚能找到人类起源地，于是牵头了周口店项目。1929年，新生代研究室成立，德日进被聘为名誉顾问。1934年，步达生的病逝让德日进深受打击，他在信中告诉朋友自己“失去了一位胜于兄弟的朋友”。
还有苏格兰地质学家巴尔博，他在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有关张家口地质的博士论文，“泥河湾层”便是他发现并命名的。德日进与巴尔博于1923年底相识，二人一见如故，巴尔博可以说是德日进交情最好的朋友之一。二人不仅一起参与中国的庐山考察、长江流域考察，还一同前往南非、美国考察。德日进去世后，巴尔博专门为他写了回忆录。
1927年，德日进认识了瑞典考察团的斯文·赫定。斯文·赫定希望德日进帮忙培训考察团中几位团员，指导他们如何挖掘化石。那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开始高涨，斯文·赫定接受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条件，同意与中国方面合作考察，由此受到一些西方同行的批评，认为他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唯有德日进对他表示支持，认为他应该“相信中国人，和他们一同前行”。
此外，德日进与李四光、杨钟健、裴文中、贾兰坡、美国中亚考察团的葛兰阶等人都是老朋友。
还有一个好玩的故事发生在1927年4月25日安特生的欢送晚宴，这个宴会加上东道主共有十一人，前面说的那些大咖都在其中。最有意思的便是这次晚宴的餐卡，餐卡上有一个“北京人”头像，每道菜名都是一个古生物术语。
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戴丽娟曾在《中国地质学及史前学发展初期之国际性格——从德日进寄至法国的一张餐卡看起》一文中细说了这张餐卡：餐卡本身是以法文印出，而宾客中原属于法语系国家的仅有德日进，所以餐卡很有可能是德日进设计的。以餐卡上的签名顺序看，在座的有安特生、丁文江、赫定、葛兰阶、葛利普、金叔初、李四光、翁文灏、步达生、巴尔博、德日进。
陈蜜感慨，那时中国地质学界的国际化面貌具有“高水平、密切交流、重视田野考察、积极展开合作”这些特征。
德日进自己也在1928年的一篇《现代中国知识界的趋势》说：“如果排除掉近期北京学术界笼罩在若干科学考察团上的怀疑阴云，地质调查所的氛围是丝毫不存在排外情绪的。相反地，我可以肯定地说，我极少遇见像北京的地质学家们组成的如此友好和睦的国际化学术团体。在我们的会议上，中国人、美国人、瑞典人，出于对真知的共同追求，彼此充分信任，取得了成果丰硕的合作，不同的人分享着各自的发现，成为大家共同的精神财富。”
录入编辑：忻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