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军史有一事迹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大不列颠对海洋的主导权和平交棒到美国人手上，而不是同时期的欧洲列强手上。须知十八十九世纪的欧洲列强对一支强大的海军孜孜以求，而美国人长期以来却并不感兴趣——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几乎是立刻裁掉了自己世界首屈一指的海军，海军部甚至要求舰长自己掏钱支付燃煤费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交棒？已故的章骞先生写就《不列颠太阳下的美国海权之路》一书，对此加以解答。
章骞的结论是，此事的发生，同“盎格鲁撒克逊海权观”对“欧陆海权观”的胜利脱不了干系。
在国内，我们常常能听到这样一种批评：“中国自古是一个陆权国家，缺乏海权意识。”当我们问这些批评者，他（她）心目中的海权是什么样的？最常见的回答是“坚船利炮”，次一等的回答是“持剑经商”。章骞认为这种回答不过是重蹈陆权思想的旧辙，外虽相异，内则同构——它将海洋视作流动的陆地，把船舰看成移动的堡垒。大海是入侵的通道、绞杀的工具，控制贸易的手段，有疆有界，是国际政治运筹帷幄的棋盘，国家主导天经地义。这种“海权”思维正是英国的传统对手——如法、俄及后来的德意志帝国——所持有的，他们都将海权视为陆权的延伸，所在意的是通过海军建设获取国家威望或建立封闭式的殖民帝国，其海权建设是由国家所主导的，一开始就着力于其军事意义，其竞争性不言而喻。
不列颠与美国所理解、所建设的海权，则非如此。章骞在结语中说道：“英美双方都是属于海洋贸易型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思考方式以及战略取向也是以经济为主导的……时刻以最为敏锐的头脑，对任何政策进行成本控制，并不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列强那样，将比较抽象的‘国家威望’高于实际利益之上。”“英美两国具有一个共性就是相对于领土的诉求，更为重视的是通过商贸而获得利益，而且这个商贸还是奉行开放体系的原则。”这种“斤斤计较”、以开放贸易为中心的海权，彼此要兼容得多。美国人通过维护公海航行自由、自由贸易、国际关系法制化、民族自决等方式从根本上“釜底抽薪”，瓦解了大英帝国海上霸权的存在理由，这种和平竞争，很显然，对英国人来说要可接受得多。
“如果说陆权的要害在于占领与控制，那么海权的关键恰恰在于流通与开放”（章骞接受记者访谈语）。谁建立的海上秩序能够保证这种开放性，谁就能执海上牛耳，这就是本书的答案。
还有几件事是本书所明示或隐含的。首先，欧陆国家与美国对海洋的不同理解根植于本身的历史、政治制度与文化、经济社会形态之中，也同该国的国际秩序观息息相关。海权的面向可以是非常丰富的，更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业，并非“建设一支海军，控制一片海域与贸易路线”（即狭义的制海权）可以概括，那是结果，是表象，而非根源。
其次，马汉在《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中提到，一国海权的基础是该国的贸易——海军保障贸易，而贸易为海军提供物力、人力与政治支持，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但是，马汉仍然只是从制海权这个角度来考虑贸易与海权的关系的。章骞认为，如果从海权本身来考虑，那么贸易本身的类型——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贸易——也是非常重要的。在重商主义之下，一个国家的海上贸易完全可以是由国家操纵形成，它对海外市场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所主导的，而这种贸易将会强化海军的“挑战色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旧日本帝国就是个好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