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法师见过的那些犍陀罗艺术
◎王倩
展览：犍陀罗艺术探源——意大利考古队
斯瓦特考古项目60周年纪念展
时间：至2016年2月24日
地点：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公元628年，已历千辛万苦的玄奘继续践行着他的求法誓言，翻越险象环生的兴都库什山，渡过水流平缓的印度河，进入古印度地界，从此踏上心向往之的圣土，途经“崇重佛法，敬信大乘”的佛国乌仗那——今巴基斯坦西北部的斯瓦特。其地“山谷相属，川泽连原，林树蓊郁，寒暑和畅”，与印度河西岸、喀布尔河谷及白沙瓦平原构成广义的犍陀罗地区，扼守着西北印度的门户。在这片深受自然恩惠的土地上生发出了名垂千古、璀璨夺目的犍陀罗佛教艺术。
犍陀罗艺术或许是佛教艺海中最受瞩目的，希腊、罗马、波斯、印度文化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东西方学者似乎都可看到各自熟悉的面孔。因此，犍陀罗艺术自19世纪中叶发现以来，不时牵引出东西学界的激烈争论，导致希腊罗马学派和印度学派两大阵营持久针锋相对。前者认为犍陀罗艺术是希腊化的佛教艺术，只不过他们对希腊化的来源有分歧，一派认为源自希腊先后对巴克特里亚和印度的统治，或是印度与罗马帝国商业和文化的往来成为希腊化输入的渠道；另一派则指出犍陀罗艺术发端于印度本土。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以来希腊罗马学派占上风，从而留下了一个时强时弱、萦绕不去的误解：犍陀罗艺术诞生之初希腊化色彩浓厚，而后逐渐被印度元素覆盖。
当时可获取的资料有局限，最近数十年，得益于考古学的贡献，学界对犍陀罗艺术的研究发生了转变。尤其是意大利考古队在斯瓦特佛教寺院遗址开展的科学考古发掘——这是首次不以搜集陈列在博物馆的文物或揭露遗迹为目标，而是尽可能获取寺院从始建到废弃过程的全部资料，获得大量出处明确、年代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利于修正传统认识。
1955年，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齐为探寻藏传佛教祖师莲花生大士的诞生地来到斯瓦特，次年启动了意大利考古队斯瓦特考古项目，迄今已走过了60年，初步复原了斯瓦特及周边地区的历史文化面貌。
斯瓦特是连接犍陀罗平原与北部山区的枢纽，西接伊朗，受波斯文化熏陶甚深；活动于印伊边界北部地带的土著居民达尔德人对斯瓦特的影响也颇巨，历史上又有众多族群在此辗转迁徙：公元前327年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从而摆脱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控制；公元前4世纪末印度孔雀王朝将其纳入自己辽阔的疆域；孔雀王朝衰落后，斯瓦特先后被印度—希腊、塞人、帕提亚、贵霜、萨珊、嚈哒、突厥沙希等侵占。人群沟通与交流，文化融合与创生。
作为曾经的佛教文化重地，斯瓦特以其神圣庄严的寺院净地、宏富深邃的义理体系成为古代西行求法者的必经之地，法显、宋云、玄奘、慧超都曾经涉足此地。犍陀罗佛教艺术中的许多重大问题，比如佛像的出现、风格的演变以及叙事艺术的诞生等，它都是关键之地。
布特卡拉一号佛教寺院是该地区规模最大、沿用时间最长的寺院，始建于公元前3世纪，废弃于公元10世纪。遗址内发现的最早佛像并非深目、高鼻、卷发、着希腊式长袍的“阿波罗式”，而更似“印度式”，与秣菟罗佛像相近。可以说犍陀罗佛像的出现是印度视觉文化的“原创”而非希腊创造，而“犍陀罗”形式则是希腊化与当地文化互动的结晶。艺术风格的演变也并非希腊化与印度元素此消彼长的过程。
出土的大批石刻资料可据其风格划分成先后相继的“线刻组”、“自然组”、“立体组”。最早的线刻组大量使用平行线条，与印度图像传统关系密切，具有惊人的表现力，精湛地平衡了写实外形与抽象空间，而且创新性地改造和借用了视觉语言中新纳入的希腊化原型，之后在“自然组”特重人物的丰富神韵，才具有了浓郁的希腊化风格。
距此约4公里处分布着塞杜沙里夫一号佛教寺院遗址（公元1-4世纪）。当年的荣光已永远地消逝在如今荒芜破败的废墟中，然而这里却埋藏着一件非凡杰作——制作于公元1世纪初的大窣堵波横饰带。它是目前犍陀罗叙事艺术的最早证据，首次刻画了佛陀从诞生到涅槃的生平故事，并将之依时间顺序按右绕的礼拜方向装饰在塔身上。无论规模还是雕刻细节均显示，横饰带出自不同雕工之手，但这些差异以统一而协调的方式融合，有内在的连贯性和风格的一致性。横饰带虽破损碎裂，但上面雕刻的场景仍散发出令人动容的美感，空间、体积、节奏、流动、在事件和情绪中凝聚细微变化的能力、形象的张力等所有这些皆根据年龄、动作、角色、功能被精准地呈现出来，格外明亮且生动的眼睛、庄重严肃的姿态与动作，都显示了艺术家们对工具、材料、形式语言、思想内容的熟稔把握和灵活应用。
此时犍陀罗雕刻艺术已被整合成有机而和谐的整体，并在未来数个世纪内传播到佛教流布的广袤之地。
从这两个遗址便可见斯瓦特对犍陀罗艺术的重要性，它不是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因素的简单合成，而是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不断互动中熔冶出的一种独创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