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之韦五十年作品展明天起在刘海粟美术馆展出 接受早报采访谈对“新水墨”的理解
杜之韦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
杜之韦《大峡谷》
杜之韦《无题》
杜之韦认为，“所谓毛笔的笔性其实是在训练你的手，训练你的心。我从小知道，要成为一个好的国画家至少要到50岁，而真正很好要70岁之后。这个过程非常漫长，因为它的特殊性。”
画家杜之韦出生于1949年，这个特殊的年份注定了此后的人生会处于不断的跳跃中。诞生于黑暗与黎明的缝隙中，解放之后的所有起起落落的运动也一项都没有错过，明天在刘海粟美术馆开幕的“画道”展览，是杜之韦从艺五十年来首个在国内的个展。百余幅作品从临摹古画、书法，到油画，以及水墨种种再造的新法，很难做一个性质上的概括与定论，其复杂程度就像时代变动中的画家经历，脉络多变，动因始终在画框之外。杜之韦对于新水墨的探索之途也是在人生的每一次或主动或被动的变化与创新中渐渐形成。
如果没有成为画家，又会有怎样的人生？杜之韦自己也无从知晓。青春却微茫的人生里，借由一斤4毛钱的包谷酒初尝醉倒的况味，是在插队落户的贵州农村。“在三十岁之前，我已然把自己喜欢的事都尝试过一遍了”，写小说、拉小提琴、玩音响、装电视机、摄影、打乒乓球，甚至还因为会玩音响装电视机而当过街道仪表厂厂长，然后才明白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是中国山水画。
1977年“文革”结束，杜之韦考入上海师范大学艺术系，1987年5月，年近不惑的杜之韦终于踏上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出国前，杜之韦曾在潘雨廷先生门下受教八年。记得每次和潘老师讨论“空”的问题，老师都会笑着回答说“无住还要生心的，你以后慢慢会懂”。他与国内即将兴起的艺术新潮流背道而去，却因此踏上了一条孤独而极具个人风格的水墨再造之途。
在美国的最初4个月，居然没有下过一滴雨，阳光闪耀到不戴眼镜根本无法睁眼，异域的色彩饱和度所带来的刺激，激发了他对于色彩的冲动，使他开始思考墨色里的中国画如何变化，他尝试着画瀑布、巨石、树，将它们的形象用笔直的大笔的线条抽象化，大峡谷大开大合的空间结构以及巨型的沟壑皱褶，成为一个天然的画面，落在一位东方古老国家的画家眼里与心里之震撼，成就对于以往传统材质、表现手法、画面张力的再造。在接受东方早报记者专访时，杜之韦说：“画画可以不断认识自己，把自己的一段生命固定下来。当我今天办这个画展，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但看到了这些作品，就可以串联出在艺术这方面我自己一生的过程。这都是实实在在的，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那就是我。”
创作上一直在“变”
东方早报：您现在的大峡谷等等一系列作品从材质上讲，无法完全归类到油画或者传统水墨，应该算是多媒材创作？
杜之韦：我一路走来受西方艺术的一些影响，西方现当代艺术我也很喜欢，之后思考传统中国画的优缺点。非故意的，我想做的是用自己的形式表示自己的感受。说起来每位艺术家都在做这件事，但真的要做到是很困难的。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
东方早报：从最初对古人的临摹开始，到早期的写实作品又渐渐转到中国传统绘画中偏重笔墨，您的一系列创作转变，有什么契机？
杜之韦：其他国家的画家不像中国的画家需要面临这种选择的问题。五四以前，中国画家根本没有考虑过别人在画什么，因为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国国门被打开以后，外来文化开始进入中国。这样的好处是中国画家开始有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和自己的短处，政治家看到的长短处不一定是艺术家看到的长短处。艺术家会为了生存，或者为了名利去利用形势。最后两方就变成了相互利用的关系，所以很少有纯粹的艺术家。我很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画了十张或者二十张画之后，不能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这个风格我就放弃了。我不会去重复地画一百张。没有想法我就等，等到有新的想法了再画。但是我心里其实一直在做功课。等有新东西生长出来时，内心已经酝酿了很久，就像佛教里面说的修行有种“开悟”，是很多很多小悟的连接到最后突然一个大的“开悟”，画画也是如此。但有时候会有一个想法，以为胸有成竹，一上手又发现这条路行不通。
东方早报：这是技法上的问题，还是想法上的问题？
杜之韦：肯定是先有想法，但随着技法的不断提高，也会给你带来一些笔墨上新的感觉和效果，这个效果可能是新的想法所能利用的，两者很难分清。早期学习比较简单，要么学传统，要么学西画。西洋画中外在的学习手段肯定比我们的方法科学，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画需要花那么多年时间学习的原因，因为训练方法是不科学的。当我看到一位画家的作品很喜欢，就试试看临摹。临摹得很像，就可以把原作抛开，其实已经吸收了其中一些内容。比较喜欢黄宾虹时，可能就会去临摹黄宾虹，喜欢李可染，就可能去临摹李可染。学习阶段就是技法的积累阶段。这确实涉及到两个方面，一个是题材。出国的好处就是你能看到平时在国内看不到的题材。比如黄山，中国基本每个画家都在画黄山，很难再画出新意，而且大家对黄山的松树和石头已经看得太多，就算画得很好，观看的人也没有兴奋点，一定要去找新的题材。第二点是自己内在要有新的想法和感受。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和世界的关系一直在产生变化，心情也一直在变。这些内容都是会在画面里反映出来。但很多画家的画不能反映这些变化，可能画家本身永远保持一个样子。
东方早报：有些人坚持画一种图像十年，也就形成了自己的符号。您这样多变，会不会很难形成辨识度？
杜之韦：不断地重复一件事容易被大家记住，但不等于说画得有多好，只是一种符号，是观念艺术，充其量就是一个很精细的图案画。这种方式和有的中国画家一天到晚画牡丹花是一样的，最后就说自己是“牡丹王”。永远只说一句话，或者永远不说话，都是一种风格。别人不可能喜欢我全部的风格，我就遵照我内心的想法，很忠实于自己，不为别人服务。
东方早报：看您的作品和履历，您从来没有画过人物画，作品的画面上也没有人物出现，但您那个时代很多人画连环画，并以此为生。
杜之韦：我所有的人物画都是在大学一年级时，也就是1970年代末画的。那时候一定要画。但我喜欢山水，人物画是一个功能性的绘画，用来讲故事。我画画不是为了讲故事，是为了讲内心的感受，每个画家天性不一样，那时人物画比较有用，社会环境需要宣传画、连环画，所以现代大量的中国画家都是画人物出身的。
东方早报：其实你排斥画面有功用性，是吗？
杜之韦：画画是我个人自娱自乐。凡·高和高更画画其实都很自私，一个环境或者对象让他们有所感受，就画下来，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就像一个作家的日记，不是准备给别人看的。如果准备好了给别人看，那就是编故事，写小说。可能观者某一阶段的心情和情绪正好和我有重叠的地方，那就可能觉得我的画挺有味道，是对我的鼓励。就像思考方式，有的人用语言思考，有的人用画面思考，音乐家用声音思考。而我作为画家就是用画面把我的思考和感受表达出来，用画面固定下来，因为过去之后就没有了。比如大峡谷系列，完全是我与大峡谷之间的对话，我用自己特殊的形式将我那时的感受和我生命中的这一段固定下来。现在看大峡谷的画时，那种感受还会在我心里重现。
东方早报：大峡谷的风景与中国风景的取向差异性太大，您如何选择表现的方式？
杜之韦：我对黄石公园的第一感受是没有高山。黄石公园的风景比较接近中国，只是更加辽阔。每棵树都一样直，不像我们画树都要“一波三折”。用传统的中国画来表现，就会很难处理。到了大峡谷，我就觉得中国画完全派不上用处，不是传统皴法可以表达的，从小学起的传统的一套“武器”就没用了。大峡谷没有云，山都是平的，没有黄山的奇峰。天际线都是平的，一望无际。我非常感动，可是没有办法画。回来之后两年我就一直在想，有一天我突然想到干脆用黑白色调。因为一旦使用颜色，就马上会进入写实的路子。别人会以为是根据照片画的，这就不是我的大峡谷了。我尝试用黑白，黑白与大峡谷的光影有关。大峡谷最漂亮的时候是早晨和傍晚，有太阳折射，每条线投影就投在另一座山头上。早期，我画的大峡谷系列的画面中是有天空的。我住在那里，晚上的大峡谷更深、更静，听不到一丝声音，天上挂着月亮，人非常渺小，完全融入到了大自然里。如是，我发现了一个新的题材，完全可以用水墨去表达。一层一层，画得很厚重。技巧上面我做了研究，传统的宣纸没有办法画那么厚重。
东方早报：传统宣纸不能画出一层层的感觉，涂不上去。
杜之韦：对，宣纸画到第三层就会粘住，所以我尝试新的工具。我要用一种方式去表达，但原有的材料工具不能满足的时候，就要去寻找新的工具。中国画不能表达厚重的东西也是一个弱点，不能表达体量，没有分量。
东方早报：如果不是通过媒材的改变，你觉得所谓的当代水墨还有现代性吗？
杜之韦：现代的中国人和古代的中国人不一样。古代的文人内心很安静，寥寥数笔，有禅意，有静心之感，中国画的意境理应非常安静，而西方的画都是冲突的，力度很强。现在年轻人受的教育都是西方式的教育，电影、服装、设计、建筑都是西化的。西方绘画其实是代表现代的，而我们现在的画家其实还是在古代的框架里，没有走出来。看中国的画家出场，一身中装，有时还要摇把扇子。他不是从古代走到现代，而是把自己装扮成古代，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作品怎么可能有现代气息？其实艺术从根本上是一个人的体现。大家都会说艺术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有自己的风格，但大部分画家其实是没有风格的。有些中国画家，搞了30年也没有变过，就是脖子一歪，每个人都是脖子一歪。全中国不知道多少画家都是这样的。把署名拿掉，就根本看不出是谁画的。这样的画作传递的信息是有点调侃，像漫画一样，没什么精神含量，可能大俗也是一种美，只要有人喜欢。但放到国际领域，并没有人在意他们。
东方早报：现在的年轻人看西方艺术，很容易被感动，但是现在反观传统，似乎很难触到那个点。
杜之韦：你现在看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的作品，还是会被感动。一是因为西方人研究一张画从构图、结构和色彩之间的关系，是研究得很透彻的，然后再把自己装进去。而我们的画家都像手艺人一样，从小耍一支毛笔然后游戏人间。他会觉得我会画画，而不是用我的生命在画画，只是接受了一种技术训练。中国人本来大众的审美观就未必见得好。比如大家围着一把紫砂壶，说值几千万上亿元。但就一堆泥土，哪里传递什么信息了？至多是工艺不错。恶意炒作，玩金融游戏另当别论。现在很多画家创新创不出来，才开始提倡复古。意思就是我们就把古人的东西学好就不错了。但是如果从学问来说，孔子老子庄子都讲过的东西，还需要说什么，能比他们说得更好吗？当下不如意，就去背孔子，但这样就没有创造性，只是一个会背书的人。其实画家也是一样的。
我从美国回来，看看周围画家都在打麻将、应酬、研究怎么卖画走关系。这些人每天都这么忙，怎么可能画得出好画呢？
“我们学画的方式就像修道一样”
东方早报：在美国时，曾经与商业画廊的合作是怎样的？为什么后来又不继续了？
杜之韦：其实那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商业画廊，什么是专业画廊。画廊觉得我的画不错，要帮我办展。嘱咐我每年交多少画，我当时觉得好。后来他们告诉我，每年画什么颜色会通知我，就像每年公布流行色。只要过两年，我的构图稍微调整一下，然后一路画下去就可以了。半年后，我看到画布已经没有兴趣了，感觉很无聊。我问他们能否调整风格，但被告知说不行。美国画廊一般签六年合同，前四年赔钱。后两年，每年办两个展览，有人会慢慢记住你。如果我的风格变了，人家便忘记了。美国人记图像，不记画家名字。不像我们小时候，看都没仔细看就知道这是齐白石的画，就肯定是好的。画廊有投入也要有产出的，其实美国没有什么真正的独立艺术家，没有办法谋生。除非熬了很久，或者是一个新出来的流派的领军人物，有大画廊捧，才会稍微好一点，画家可以自由一些。我想明白了黑泽明做导演时说过“到了70岁以后，拍电影才可以自由”的意思。
东方早报：画展的名称取“画道”，您自己如何解释？
杜之韦：其中有两层意思。第一是我的绘画之路，也就是我学画的波折。今天我成了一个画家，其中有偶然因素也有必然因素。另外一层是“画”是通“道”的“道”，我们学画的方式就像修道一样。中国画传统的学画方式是先跟着老师，老师教你怎么用笔用墨，接下来你要和老师完全相应。这就像密宗里面的上师，先是观想上师，然后与上师合一。中国画传统就是从临摹古画开始的，就是你要让自己从气质到笔墨与古画百分之百的相应，然后你才能从里面走出来。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走都走不进去，还有的人是走进去了可是走不出来。油画是一个整体工程，最后我可以把它调整到一个我要的效果。但是中国画是从第一笔开始，如果出问题，要么之后把它改回来，要么就只能放弃了。中国画是时间性的，这就对画家所掌握的技巧要求非常高。所以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去学习熟悉用不同的毛笔沾墨之后在纸上控制它的效果。毛笔效果的好处就是可以看见中间的节奏，看见过程可以还原。所谓毛笔的笔性其实是在训练你的手，训练你的心。我从小知道，要成为一个好的国画家至少要到50岁，而真正很好要70岁之后。这个过程非常非常漫长，因为它的特殊性。
东方早报：可能年轻画家等不了这么久……
杜之韦：我有时一等两三年没有新的想法，那就继续等。但如果画家是等着要拿画卖钱，等人下订单，那怎么等得了？很多画家也是被人捧死的。国外有职业画家，但中国很少有职业画家。如果和年轻艺术家谈这个问题，那就是一定要骨子里喜欢画画。哪怕一无所有，但只要能画画就好了。
“新水墨只是一种表现方式”
东方早报：现在的画也好，装置艺术也好，都越弄越大了，好像唯有用体量才能压倒别人。怎样去评判一幅画是好的还是不好？
杜之韦：“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把两张画比一比，立马就见高低。为什么连环画一般大家都看得懂，因为是在讲故事，最容易。看花鸟画、静物，只要好看就可以了，没有太多的思想和内容。看西洋画，是视觉上的享受，也没有传递信息。现在确实很多画家一味地画大，但是大了以后放在哪里呢？希望用大来压倒别人，没有内容，长得壮、肌肉厉害也是一种方法，可是没有内在精神。画家画得不好是因为自己的眼光没有提高，自知画得不好，才会努力。现在画家有很多种，有的人就是二传手，以继承传统为己任。小画是以情绪为主的，那种大画都是准备挂礼堂里的吗？礼堂是博物馆吗？
东方早报：最难的就是气息了吧？
杜之韦：就像看石涛的画，看了很多很多之后，你可能说不出来哪一笔不一样，但一看就知道是不是石涛的画，这就是气息。一幅画真正的东西是隐藏在画后面的，表面模仿若肯下功夫，是很容易的。尤其现代作品，美国不是有一个中国画家钱培琛专门模仿西方现代油画吗？油画太容易仿了，都是表面效果，只要技术层面上掌握了，就很容易模仿，但中国画不一样。中国画毛笔是软的，宣纸是吸水的，一篇草书怎么临摹？草书一气呵成，临摹绝对连不起来。油画就没关系，一笔笔慢慢描，总能画到一样的。这都是训练，绘画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技术的问题。而技术部分的问题是显性的，还有一部分是隐性的。就像文章造句造得很好，可不一定有内容。
东方早报：你觉得你的作品可以用新水墨来形容吗？
杜之韦：所谓的新水墨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工具的概念。新水墨就是一种表现方式，但是如何界定什么是新水墨，什么不是，没有办法界定。我认为中国其实不存在画派的问题，中国的画派都是地域性的。吴门画派都是在苏州，扬州画派就都是在扬州，但其实他们画的东西都是毫无关系，各画各的。中国的画派很难用西方美术史的方式去界定。虽然是有从不同朝代出来，但如果打碎了看都是同一时代的，看不出什么差别。看出来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画是有差别的，但整体来说没有什么流派。因为以前的画家画画多半不是为了卖钱，也不是故意要制造一个风格。画画变成了文人之间相互游乐的东西，你画一张带给我看看，我画一张带给你看看。皇帝喜欢的话，就有人买些画去拍皇帝的马屁。但西方则很明显，印象派运动起来，一批画家都是的，所以可以归类。接下来是立体主义，接下来一批画家都是立体主义。西方经常是在两个极端之间走，所以很容易判断出来。一条路走不通，马上就跳到另一条路。中国人则永远是在中间的，永远是中庸，不偏不倚的。
东方早报：我也觉得“四王”看起来差不多……
杜之韦：确实是差不多。因为他们受的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教育，所以画面传递的信息也一样。我小时候最喜欢石涛，但去了黄山之后，发现没有一座山和石涛画的有关系，但我觉得石涛画的的确是黄山。从那时候起，我就觉得大作里面一定有境界，也是从那时候起，我对佛教有了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