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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回派的气质究竟是什么?

2016-05-16 09:54:35  北京青年报    参与评论()人

 《意大利那不勒斯女人》 列宾 1894年

《意大利那不勒斯女人》 列宾 1894年

 《雪》 列赫特 1997年

《雪》 列赫特 1997年

 《小池边的女孩》 叶扎科夫 2013年

《小池边的女孩》 叶扎科夫 2013年

 《女孩》 维多利 2015年

《女孩》 维多利 2015年

◎尤勇

梵高不知道自己是后印象派,毕沙罗不称自己是印象派,柯罗不知道自己被巴比松冠名,甚至米开朗基罗也不知道文艺复兴三杰是怎么回事,乔托也并无意惹出欧洲绘画的变革。通常来讲,没有一个伟大的画家会以派别自诩,非但如此,更是常以为耻。但十九世纪后期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的画家却有非常的自觉,这跟之后的达达派、观念艺术等系的艺术家对派别的自觉非常接近,不管怎么样,总得有个麻袋把零碎的物件装起来才好管理。

凡是一群人能聚在一起,组成团体,一方面各自不同,另一方面总有一些共识。巡回画家的共识一言难尽,因为横跨半个世纪的团体,从开端到盛期再到没落,人员进进出出,理念也有诸多分歧,甚至列宾也曾退出画派展览来抗议收紧的画派作风。但总体来讲,巡回画派的共性就是崇尚西欧的大师,忠实于油画语言的探索与积累,对历史与社会尤其是苦难、悲剧的敏感。

我们首先从题材入手。

题材是最接近文本的可谈之物。绘画题材有两次转变,第一次是希伯来希腊的题材在十九世纪淡出历史,向现实生活及精神内部取材;第二次类似,俄罗斯美院的毕业生们把题材从两希文化转入历史或现实。这两次转变与中国现代的宏大历史题材转到“下生活”如出一辙。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画家所想所信的转变加上资金支持者的转变。说到底,人赖以为生者有二,心灵所欲、肉身所需,不便分割优劣先后。

在巡回画派之前的伊万诺夫,穷毕生之精力为画《基督显荣》,光是草稿就挂满了美术馆的几个大厅。这位崇尚古典造型的画家早期意式风格的作品与这最后的大作已经完成了俄罗斯绘画历史的转变,已经具备了十足的俄罗斯风味。而作为巡回画派代表的列宾的《伏尔加纤夫》、《库尔斯克省的礼拜行列》、《伊凡雷帝杀子》、《复活睚鲁的女儿》,苏里科夫的《女贵族莫罗佐娃》、《禁卫军临刑的早晨》、《攻打雪城》以及他们大量的肖像画和草稿,很难解读出离经叛道的意味,反倒是对经典充满了敬畏。列维坦、希施金自然主义倾向的风景画,除了在色彩上重大的变化外,很难说他们的动机有革命的意味,毫无戾气和怨念,常常带着俄罗斯特有的文艺的悲剧感,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可谓恰当。

俄罗斯不同于苏联,很多时候,国人对俄罗斯艺术的看法总带有政治倾向,其实十九世纪的俄罗斯并非那么“红色”,画家如同他们的文学家一样,深究的是此善与彼善的交战,苦难与爱的协调,公义与情义的谈判、死亡与恐惧、可怜与可恨、福与祸的此起彼伏等人类永恒的话题。对俄罗斯艺术的误会多半是政治上的误会,他们并非只是要改变,更多的,他们在寻求真相、真实与真理。

除了题材,还有画法的变动。画法之变始于画理之变。十九世纪中后期,色彩理论因为光学理论的研究得以突破,这直接导致印象派的产生,也刺激了巡回画派的色彩变革,更形象地说,色彩体系从画室天光转向了室外天光。你可以从苏里科夫的画中看到暗部大量使用群青等相对冷色,列宾的肤色中大量使用非固有色,列维坦的风景画中,绿色中非绿色的使用等等不胜枚举。

这套体系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油画。巡回画派除了用色上的改变,在造型上也相较过去更加接近视觉观感的丰富具体。他们有百年的法意造型传统作基础,到列宾时代已经轻车熟路,因此在塑造的笔法上更显自由淋漓。当然,变革本身不是一种优劣判断,使用更丰富的颜色、更具体的形体就更好吗?回望历史,答案仅仅是一种悬疑。我想以柏拉图的理论来简单定结:“艺术不是创造实物,而是创造形象。”

巡回画派并非完美,时人攻击诟病的主要是它文学性太强,很多“纯艺”倾向的人攻击其绘画性之不纯。到二十世纪初被欧洲人承袭的俄罗斯文明中,便有这一支的人马,如康定斯基。这样的批评有失公允,文学与绘画相濡以沫,不可能相忘于江湖。文学、绘画、音乐同出于心灵,要想呈现“纯绘画”只是一厢情愿的伪命题罢了,所谓的纯,只能出现在理念界。

巡回画派的暮年,在十月革命后成为苏维埃艺术的土壤,此传统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油画,如今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正厅中,扑面而来的便是这种影响。巡回画派协会中最老的会员萨维茨基在1902年写给斯塔索夫的信中说:“你要知道,巡回展览协会还活着,甚至在我们每个人死了以后,它还会活着。在我们这个混乱的时代,要保持正直的思想是困难的;然而种子一定要长出来,而不会在杂草中枯萎的”。

由巡回画派也往往会引出民族主义话题。

一些前辈认为油画本土化是中国油画的重要议题,并以巡回画派为例,但我认为民族化或者本土化的进程不能主动推进。因为这样容易使民族情结绝对化,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人们若以此为追求,等于先画地为牢,交出了一部分的自由。我们的先辈当初接受这些东西是因为感觉到它好,而提出民族化的问题在于觉得这“好东西”不是“我的”。它们是不是“特洛伊木马”?我们很难从表面断定,但几乎可以肯定,那些伟大的创作者们并没有颠覆和侵犯其他文明的初衷。放眼历史,有多少东西土生土长而发旺于别处,油画发源于弗兰德斯地区却在全球遍地开花,人心才是真正的水土,人心肥沃,文化就兴盛。至于是否属我,是否本土,舆论政策导向“无为”是上策。

摄影/本报记者黄亮

(本组图片为中国油画院“俄罗斯油画名家艺术作品展”参展作品)

(责任编辑:刘畅 CC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