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1月23日，厦门新艺术广场“达达焚烧事件”现场。
今年是达达主义百年。在尚未经历过全面系统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在致力于打破一切崇拜症的创新主义者身上，你都能看到这群诞生于100年前的“颠覆分子”的影子。具有中国特色的“达达行动”距离遥远西方达达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已经迟到了60余年，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涟漪层层向外荡漾开来，最后的余波才抵达了中国。
在尚未经历过全面系统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在致力于打破一切崇拜症的创新主义者身上，你都能看到这群诞生于100年前的“颠覆分子”的影子。“85美术”新潮的艺术家，他们在展厅里孵蛋，卖虾，洗脚，他们把《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作一堆，他们“袭击美术馆”等等等等，但是他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达达行动”距离遥远西方达达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已经迟到了60余年，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涟漪层层向外荡漾开来，持续60多年，最后的余波才抵达了中国。
在上1980年代的那场新潮运动中，“厦门达达”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黄永砯是将它推入中国艺术史的核心人物。他们“怀疑”、“警惕”、“否定”，与“达达”反对一切，包括反对自己如出一辙。“1983年到1986年三年的时间，国内的现代艺术运动，包括青年艺术群体和展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现代派’已经从瘟疫一样令人害怕变成一种赶时髦的口头禅。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于称道的或可以留史的艺术杰作出现，只有各种折衷，夹生，粗糙和充满模仿痕迹。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艺术界的阵脚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同时造就了新一代人。这种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个明显的‘达达’意味，在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代看来已经到来。”黄永砯在1986年曾经这样写道。
但是随着“85美术新潮”的悄然落幕，“厦门达达”的成员也纷纷各奔东西，依然在践行“达达精神”的也就黄永砯一人，他却在多年后坦言，不会再提起达达，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身在巴黎的他，得知《东方早报·艺术评论》记者的采访内容是关于达达，礼貌回复了一次之后便如石沉大海。虽然他说过达达已死，但他也同时说：“达达是永远不死的。死的东西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说不死的才是死的，两个矛盾性的东西要保住，这不是因人而异的问题，是因时而异的问题。”
每一代艺术家都有自己的
机会和舞台
由达达主义起始，艺术创作开始使用现成品，有了借用、挪用和戏仿的特征，使艺术创作之途从此由一条大道，而有了分岔的小径。众多从事装置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都深受达达的影响，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
中国1990年代当代艺术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大尾象工作组”，这个暗示“四不像”的艺术组织由艺术家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和徐坦组成。1991-1996年期间，大尾象在新型商业城市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文化宫、酒吧、大厦地下层和户外等临时空间，自主组织策划了五次展览；作品借用了西方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包括：装置，行为，Video，摄影，网络和绘画等。主题内容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爆炸型起飞，广州率先出现的诸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如：人口迁徙，文化危机，以及城市环境急剧变化等。在1990年代以单薄的力量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对峙，独具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