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全剧最为用力的，是中心人物蒯鹤年。事实上，作为说了算的“一把手”，蒯鹤年置身于事件核心，是矛盾冲突的焦点人物。他当然首先是个生意人，牌坊修与不修的利害，于他而言应是洞然于胸；但他又是一个见多识广的老江湖，一个满清的子民，民族大义对他既意味着家族企业的口碑，也关乎朝廷的颜面。如果说，仲琪关于风水的那番话不过只是一种游说，那么，皇上御笔亲书“正气浩荡”四个大字，则成为他心目中的牌坊最紧要的一道风景——当然，他也时不时把它作为重要理由，说服另一个不断怀疑动摇的自己。于是剧情的发展暗埋下了两个阶段：开始，所有知道牌坊底细的，不管态度如何，都瞒着蒯鹤年一个人；很快，陷在内外交困中的他，不动声色地瞒起了所有人，点水不漏实施了他的计划，从而上演了石破天惊般的一幕——他以自己的命，做了最后一搏，不仅解开了牌坊这个几乎无解的结，而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的性格底色。蒯鹤年饮下毒酒后的大段独白，不由得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的话：“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于是，《牌坊》全剧所沉浸的无奈中抗争的氛围，就这样最终成就了英雄主义般的家国情怀。因为这一情怀，围绕克林德碑展开的那段历史，也就呈现出别一种面目——充满屈辱，但也不乏慷慨激烈。不夸张地说，倘若放宽历史的视野，正是有这样的情怀，才使得中国历史数千年历尽千波万劫，终归要不屈不挠走向今天。而这，才是中国历史不变的真面目。摄影/李春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