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王子与福斯塔夫
◎张敞
“草莓在荨麻底下成长，名种跟较差的果树为邻，就结下更多更甜的果实”——如果用《亨利五世》中的这句台词来评价这次“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在中国的巡演，效果会是讽刺性的，甚至可能会被认为是不够厚道——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这样说。
恕我直言，这家主要演出地点在莎士比亚的出生地、位于亚劳河畔的史特拉特福的、唯一一家由皇家命名并和莎士比亚相关的剧院，它原本应该离莎翁的精神更近，可剧院艺术总监格雷戈里·道兰导演的这个“王与国”巡演版本，却并没有演绎出那个我们最应该感知的、伟大的莎翁。
不是剧本的问题。毋庸置疑，这是天才的剧作——尤其是《亨利四世》——王公、大臣、公爵、主教、法官与强盗、小偷、妓女、村夫、脚夫同画共生，亲情、友情、爱情与权诈、欺骗、谎言交织错综，构成一幅活生生的广阔画卷。这也是古往今来历史剧的最佳范本，阅读《亨利四世》（上篇和下篇）剧本的时候，读者应可以完全感受得到什么叫“作家蓬勃的生命力”。
《亨利四世》的场景衔接、情节设置、叙事的着力点、对于人物性格的表现方法，都出人意料又浑然天成。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他的位置，且有血有肉，这就像意大利画家卡尔帕乔的油画《英国使臣到来》，前景、中景、远景都有人和故事。这是一种高超的散点透视，他们组成了恩格斯曾称赞并命名的“福斯塔夫式背景”。
可是这次皇家莎士比亚剧院的演出，从理解剧作的角度，却可以称作是囫囵吞枣的。这又像是拙劣的书法临摹者，只会用“双钩廓填”般的庸常技法，一路把剧本顺下去。导演就像画了一条龙，却仿佛根本不知道该在哪里点睛。
原本在《亨利四世》中，它的三条线——战争的线，哈尔王子逐步掌权之线，福斯塔夫所代表的平民生活背景线——像盘在树上的三根虬枝，它们绿意盎然，饱满而充溢。仿佛若把任何一条砍断，都会溅你一身蓬勃的汁液。
可演出效果呢？没有一幕戏看上去饱满深沉。这是一队没有心的急行军。该快时不快，该慢时不慢。主要人物和性格不突出，次要场景不简洁。很多地方看上去简直令人昏昏欲睡。
最要命的是，不熟悉《亨利四世》剧本和不能完全体味莎翁精神的人，可能会误把这种散文式的演绎节奏当作是“莎士比亚时代”剧场的再现，将这些“缺点”也误以为是“还原时代”，不敢贸然去质疑。毕竟，看上去，皇莎的舞台是隆重丰富的，舞美是精致复古的，画面是美好的，故事的叙述是完整的，对原著的文本是忠实的，演员也是卖力的，可是即使这样，所有敏感的人一定也会隐隐地觉得哪里“不对”。
可是，到底是哪里“不对”呢？很多人却说不出来。
仔细看一下原著吧！《亨利四世》最重要的，就是莎翁并没有要塑造完全对立的黑白面。亨利四世本是一个靠着权术和不光明的手段上位的国王，因此，这场战争中既没有完全的“正义方”，也没有“非正义方”，只有“当权者”和“在野者”；舞台上，既没有完全的好人，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坏人（包括福斯塔夫），只有活生生的人。莎士比亚的人物从来不是脸谱化的，他们都充满了人性的冲突，不是吗？但是此次皇莎的版本，反叛方这个群体丝毫引不起我们的一点感同身受。
我想，除了导演的问题，还要怪罪于扮演潘西的演员。他混在反叛者的队伍里，像是绒线编进了地毯，踪迹全无。潘西的立不住，就像《红楼梦》里只有一个贾宝玉，而林黛玉混在丫头堆里变成麝月，他让哈尔王子的对立面成了一个纸片人。
BBC系列剧《空王冠》中演员乔·阿姆斯特朗则把潘西的活力四射、自负、狂妄、冲动、得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样的一个潘西，才是哈尔王子的劲敌，令亨利四世要产生嫉妒的对比。
从莎翁的剧本来看，哈尔王子和敌人潘西谁的才华和能力更胜出，实属难说。潘西在战争中被哈尔王子所杀，是幸运之神垂青后者。一切都表明了这是一出复杂的人生故事，而不是简单的商业制作，更不是“正统战胜反叛的恩仇录”。
初读《亨利四世》，如果把台词匆匆而过，可能误以为这是一个关于哈尔王子如何浪子回头，历尽艰辛终于登上王位成为亨利五世，抛弃糜烂的过去的主旋律故事（这次皇莎版也是这样演的）。如果这样以为，就太小瞧莎翁了。
事实上，亨利五世像一切功勋煊赫的帝王一样，首先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人物，他年少时就有计谋和完整的策略并实践之。
在莎翁剧本中，亨利四世、亨利五世（哈尔王子）、约翰王子可谓“一门三阴人”，他们都是善用“权诈”之人。其中又以亨利五世最高明、最隐蔽（历史上他的战绩也最辉煌，虽然他只活了36岁）。他的这一路，是踩着别人上位的一路。在全剧的第一幕，哈尔王子的内心独白就泄露了他的心机：“我要利用我的放荡的行为，作为一种手段，在人们意料不及的时候一反我的旧辙”。
他和亨利四世互为镜像，却是亨利四世的升级版。剧本中父子的首场对手戏，亨利四世在教训儿子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因为我在平时是深自隐藏的，所以不动则已，一有举动，就像一颗彗星一般，受到众人的惊愕。”这一段话，不过是哈尔王子刚才那句话的同类表述。亨利四世以为儿子放浪自己，令人失望，却没有想到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少年时期的浪子身份只是哈尔王子的外衣，不唯父亲看不透他，福斯塔夫也看不透，所有人都看不透。如果我们觉得福斯塔夫是坏人，莎翁告诉我们，哈尔王子也并不比福斯塔夫更好。在这里，福斯塔夫是哈尔王子另一个层面上的镜像和“父亲”。
第一幕中，他怂恿福斯塔夫去抢钱，福斯塔夫也曾说他：“我在没有认识你以前，哈尔，我是什么都不知道的。现在呢，说句老实话，我简直比一个坏人好不了多少。”
可见，在和福斯塔夫、波因斯、巴道夫、桂嫂等相处时，哈尔王子如《水浒传》里的宋江，一味拉拢人心，假情假意。在非紧要的时刻，他都只“潜伏爪牙忍受”。可等他行动时，所有身边的人都会被他抛弃。
如果还不清楚，回想一下《亨利四世》（下篇），哈尔王子在误以为父亲去世后，自己戴王冠的动机和心理。安排戴王冠这个不必然发生且非常突兀的动作，莎翁只是为了下一场，好让他在面对父亲的诘问时表白当一个好国王的心迹吗？或者，让他的国王当得更名正言顺？当然不是。
他的辩白语言何其熟悉：“我一面这样责骂它（王冠），陛下，一面就把它试戴在我的头上，认为它是当着我的面前杀死我的父亲的仇敌，我作为忠诚的继承者应该要和它算账。”这和之前的福斯塔夫说“我当着恶人的面诽谤他，为的是不让那些恶人爱上他，这是尽我一个关切的朋友和忠心的臣下的本分”，是不是非常相像？
在第一次读到这些对比的时候，我真的要赞美莎翁的伟大。他的曲奥深意早已在文中深深埋伏，他让“亨利四世与哈尔王子”、“哈尔王子与福斯塔夫”彼此打通，相害相生，却不直白点破。这样的才华，真乃震古烁今，前所未有！这就是莎翁为什么是莎翁的原因。
雨果说得好：“巨人的书要运动员式的读者来阅读，必须身强力壮才能开卷阅读以西结、约伯、品达、卢克莱修，以及那位但丁和那位莎士比亚。小市民的习俗、务实的生活、良心平庸的宁静、‘良好的趣味’和‘情理’，总之整个平平静静、格局狭小的自我世界，都会被这些高尚的‘怪物’所打扰，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福斯塔夫这个人物后来还出现在莎翁在1600年创作的《温莎的风流娘儿们》这部喜剧里，虽然在几部剧作中，他贪婪、狡诈、受贿、谎话连篇、骗财骗色，甚至荒唐到要和一个王子争功，但是，他再荒谬，也不过是一个市井的可怜小人。
想一想为什么在《亨利五世》中，莎翁一定要把福斯塔夫和巴道夫写得惨死吧。他是真小人，而哈尔王子是伪君子。莎翁是让我们进一步感受到亨利五世得势之后的寒冷。
因此，如果读透了剧本，就不可能将哈尔王子诠释成只是一个年轻活泼堕落又忽然变得大义凛然的亲王。这样的重大性格过渡，靠一场父子谈话解决也是根本不可信的，这是反人性的。皇莎版这样演绎，就意味着这场话剧已经离莎翁很远——超过了400年的距离，直接变成仙凡两隔。
约翰逊博士曾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从严格的和文学批评的意义上说，既非悲剧，又非喜剧，而是某种自成一格的作品，展示了人间的真实状况，其中有善也有恶，有欢乐也有悲辛，就其比例以及糅合的无数种形式而论，真是变化无穷。他的剧本还表现了世事的轨迹：一个人之所失乃是另一人之所得；寻欢作乐的人迫不及待酗酒去的同时，吊丧客却正在埋葬亡友，某甲的恶毒诡计有时会被某乙闹着玩儿的把戏所挫败；多少祸福得失都会在偶然之中得以实现或防止。”
排演莎翁的话剧，因为莎翁的伟大，好比要“从危险的荆棘里采下完全的花朵”（出自《亨利四世》）。如果让我定义皇莎版的成果，最终我要说，不幸的是，那朵花还在，可它却应该去医院包扎一下那被莎翁的天才扎伤的伤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