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与作者
于丹在伦敦书展
第四十五届伦敦书展（London Book Fair）于2016年4月12至14日在奥林匹亚会展中心隆重举行，展期3天，全球的图书出版界专业人士纷至沓来。六十多个国家的上千书商参展，并且涌现出多个往届未曾露面的国家参展商新面孔，如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博茨瓦纳等等……参观者来自124个国家，超过2万5千人。这么多人这么多书令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但却有一个最为醒目的主题：今年是莎士比亚去世四百周年，围绕莎翁的主题贯穿了书展的始终，各类大大小小的纪念活动此起彼伏。而与莎翁同一时期、同样去世四百周年的中国明代戏曲家汤显祖，因之醒目地进入了国际视野，引起了人们的思考、比较。我在书展首日就这一主题专访了当晚发表演讲的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于丹教授，对于这一主题，她有一番精彩妙评。
记者：您的演讲题目是什么？请比较一下两位戏剧家及其作品风格的同异？
于丹：今年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两个人去世四百周年，东方与西方在戏剧这个舞台上以很多其妙的方式相遇，今晚我要讲的题目就叫：“在梦想与现实之间”，也是致敬两位最伟大的梦想家，因为他们两个在各自作品中都写到了大量的梦。
汤显祖比莎士比亚出生要早，经历了嘉靖到万历三位皇帝，受王阳明的弟子王亘的影响非常大，对于人性解放、个人主义等这些晚明时候的启蒙思想非常认同。莎士比亚生活在伊丽莎白和詹姆士一世时期，也正是反省中世纪的文明在文艺复兴之后。两人在追求自由解放、人性尊严这些方面有很强的异曲同工之处。
两人不同在于莎士比亚一生都是活跃在伦敦的一位比较单纯的戏剧作家，而汤显祖曾经做过官，其一生可以分成三大阶段：三十四岁之前基本上在考试求学；三十四岁到四十九岁这段时间是做官；为官时给皇帝上书言辞激烈，评论辅臣制度，得罪了皇帝被贬到很远的广东做一个小官，后调回浙江做了五年知县。汤显祖在那段时间非常有作为，后来看穿这一切就归隐了，四十九岁到六十七岁去世，一直在归隐进行创作。他最著名的作品就是玉茗堂四梦，又称临川四梦，因为他是江苏临川人。
记者：那么梦的元素是如何在莎翁与汤显祖各自作品中呈现的呢？东西方两位伟大艺术家笔下的梦又有哪些相似之处和独到的特色？
于丹：汤显祖做官前只写了“紫箫记”，后改为“紫川记”这一个本子。归隐后连续集中爆发写出了后三梦，也就是在1598年完成了“牡丹亭”，1600年和1601年分别完成了“邯郸记”和“南轲记”两梦。四梦都是写人在大繁华那种梦幻中的彻悟或者说是寄托。这与莎士比亚有很强烈的相似之处。莎士比亚这一辈子四十多部戏剧里有一大半跟梦相关。首先在现实中那些真诚的不如意的爱情其实都是在反抗父权，如“罗密欧与朱丽叶”是在反抗父权，“仲夏夜之梦”也是受到了父权的阻挠。而牡丹亭是因为南阳太守杜宝对女儿管束特别严格，致使女儿都没有去过自家后花园，后来思春才做了个梦，也就是梦想是一种解脱，是对于现实中父权的一种颠覆和反抗；这点上看，两位艺术家特别相似。
第二个特点，莎翁与汤显祖都在歌颂永恒的爱情，用汤显祖的话说就是：一个人的爱情就是一往情深，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复生。凡是生者不能死，或是死而不能复生者，皆非天下至情也。而这种至情至性，其实朱丽叶也说过，用了海德格尔的经典说法：向死而生，向着死亡的一种生存，也反映了这样的特点。
第三个特点，他们都是超越了一些世俗的伦理规范，作出了一些反常举动的价值坚守。比如说开棺、复活等，就是这件事情。人们意识中觉得很灵异的东西，在二人作品中随处可见。在“仲夏夜之梦”里会看到先王先后的魔法，在“罗密欧与朱丽叶”里会看到真死与假死的悲剧……“杜丽娘”也是在死去三年之后求书生柳梦梅开棺让她复活。这里面有些都是反常的，但反常中有他们的价值坚守。从整体来看，这些灵异手法的运用，其实都在反映现实社会的一种观照。这两位伟大的梦想家其实都在梦里面找一个跟现实关系的折射。只不过莎士比亚把梦当作一个手段，最后还是要通过梦回到现实，比如哈姆雷特的父王给他托梦告诉他叔父做了手脚，所以他回到现实中再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汤显祖是把梦当作一个出路，在梦里会遇见爱情，会遇见彻悟，更理想主义，他在现实中的压抑要去梦里解决，而不是最终回到现实。这是两人特别大的不同。因为西方的男女婚前还是可以自由见到的，比如朱丽叶的阳台上，第十二夜的女扮男装，这些还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汤显祖那块儿做不到，所以惟有梦想是最大的寄托。
两人作品更大的不同，是到最后在莎士比亚的爱情中，无论“哈姆雷特”还是“罗密欧与朱丽叶”，最后往往归结于一个悲剧。但汤显祖剧中人经历了生生死死之后，还让柳梦梅考中了状元，皇上赐他们大婚，是一个喜剧的大团圆结局。所以他俩的戏剧从意向上、语言上、价值取向上，都有相似之处，也有差异之处。
记者：把这两位东西方的戏剧家及其作品放到当下来横向梳理有何现实意义？
于丹：东方与西方，以这种奇异梦想的方式，在戏曲和戏剧的舞台上相逢，揭示了这四百年间东西方对于叙事文学舞台呈现的一种价值追求。它在两个最伟大的戏剧家身上得到了碰撞，得到了融合；我们也找到了一种比较的途径。纪念莎士比亚四百周年，因为他是全球无可争议的一位最伟大的戏剧家，所以大家都在做这样一种讨论和他作品当下意义的解读。汤显祖也在这个时候进入了世界的视野，因为在中国作品中表现出的这样一种至情至性的追求，终于让全球改变了中国人日常给人留下的印象：认为中国人是刻板的，在爱情上是节制的，礼教往往把夫妻只是当作一个传宗接代的工具，而没有讴歌真正的爱情。
其实，杜丽娘确有她对于生命与爱情真实地发现，就像她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生命的春天、园林到底在哪里？她带着小丫环走进自己家后花园的时候，感慨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却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伤，赏心乐事谁家怨......但使相思莫相负，牡丹亭上三生路，这种前世今生，生生死死，坚守一段爱情，这个叙事的主题在逐渐从中国进入世界的视野。当世界看到的时候，会改变一些对东方特别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刻板印象；也知道这种至情至性的戏曲家在舞台上是怎么样用这样的鸿篇巨著来演绎爱情传奇的。
中国的文化现在也正强调对外的沟通，随着中国经济和外交地位的上升，文化的话语权目前还非常地薄弱，我们需要有这种跟世界比较的平台。比如说两位1616年去世的伟大戏曲家，我们在进行这种意向比较的时候，其中文化的某些特质大家就可以领略了。所以今年是个特别重要的年头，我也希望在这样的平台上，让更多西方的朋友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美，了解他们对于至情至性的坚守，了解中国这种独到的艺术形式，它的呈现方式。其实所有这一切在未来大家会越来越表现出对他的兴趣，然后我们可以沟通得更宽广一些。
记者：一直在说梦，谈别人的梦，您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于丹：我的梦想其实就是跟现实的接续，我的梦想驱动着我的现实，我的现实也为着我的梦想。因为我这一生的职业理想就是做一个好老师。我做教师已经二十多年了，是一个不喜欢经常更改职业的人。人一辈子放到历史中去看真的很短，一辈子能够好好做成一件事情，已经可以说不负初心了。所以无论从前还是以后，我的现实还是与我的梦想都是做一个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