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兴国主演《李尔在此》 供图/台湾当代传奇剧场 黑泽明导演电影《乱》以《李尔王》为故事原型
◎张冲
科迪莉娅最大的错还不在这里，而在她竟试图借外部势力来解决家庭内部问题，率领法国军队攻入英国领土。这一点，也许因为人们实在太痛恨两姐妹而被忽略了。现在想想，如果这样的行为还能获得默许认可，那叛国的边界在哪里？
在莎士比亚大悲剧中，《李尔王》显得格外神秘深刻，格外震撼人心。究其原因，其一可能是悲恸欲绝的主人公在风雨交加的荒原上那几段呼天“呛”（诅咒）地的台词，其二可能是白发苍苍、神志不清的李尔抱着气若游丝的小女儿，连呼“永不、永不、永不、永不、永不”五声，依然看着科迪莉娅在他怀里死去。这样的场景的确令观戏者心碎，甚至有年长的学者说，每次讲授《李尔王》，这都是他无法逾越的一道情感关口。
从表面的戏剧情节上看，《李尔王》的故事无非是一个家庭悲剧：老爸不写遗嘱就过早地决定把财产分了，说是要根据三个女儿对他表示的爱的程度来决定谁拿多少。嘴巴甜甜的两个女儿自然分得各自份额，可大概是被宠坏了的宝贝小女儿却明确告诉老爸，她只能把自己的爱在老爸和未来的丈夫之间平均分一下。老爸震怒之下将她踢出门去，决定领土平分，自己则在两个大女儿那里轮流借住。后来的发展无需置墨，反正是八十老爸流离失所，最后悲惨死去，看看当今媒体上“老娘舅”“和事佬”这些专门调节家庭纠纷的栏目就明白了。不孝子女拿了财产便将老人一脚踢出家门，这样的故事超越了一切地域、文化和语言，放到舞台上，哪怕演一出哑剧，相信同样会在世上任何地方任何人群中引发深深同情和唏嘘。
但当我们把这出戏细细过一遍，试图挖掘出更“深刻”的东西的时候，不免会对下面一些问题感到困惑。
首先是李尔王分地似乎混淆了“家”“国”关系。分地是国事，即使是分给自己的后裔，仍然是事关王国未来的大事，像李尔王这样凭一句“年事已高，想歇歇了”立马三分天下，而且还是以完全属于家庭生活范畴的父女之情来做分地的标准，是不是太任性了一点？三分之后，他名下的王国还在吗？果然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两姐妹因争风吃醋而反目，相互打起来了。国将不国，李尔王似乎脱不了干系。
再说说传统上的一个误解，即两姐妹“虐待”老父亲。是的，李尔王后来对女儿呼天抢地的毒咒，的确能让人反推出这样的原因：不伤心到那个份儿上，为父的能用那么难听的话来诅咒女儿吗？她们怎么说也流着你的血啊。可是，当我们追根寻源去找证据时，好像从莎士比亚剧本里看不到一处事实，可以支持“被虐待”的申诉。大姐并没有把老爸赶出家门，只是劝告他，你的手下太闹腾，太不服约束了，老人家你能否减掉一半随从，我家里仆人有的是，我可以支使他们好好为您老尽力，有问题我来责骂他们。老人脾气大，一语不和，难听话就上来了，抽身就走。这账，好像不能全算在大姑娘身上的。随后，李尔负气来到老二家，后者事先得知情况，佯装出门，不肯接纳老人，说是寄住姐姐那里的时间尚未到期，自己也没有准备好，后来甚至说即使李尔住她家，她也要将随从全部减掉，完全用自己的，好使唤，“一家不用二主”。尽管我们从人伦道德上无法认同老二，但似乎也不能说她完全无理：她从未说不接纳老爸，只说按计划日期轮流；她没有说不服侍老人，只说不许他带自己的人，用她家的就够了。
其实，读中文译本看中文演出的人们可能无法领略一个重要细节。当时的国王在朝廷上或公务场合，常用第一人称复数自称，即“我们”（相应的汉语翻译似乎只能用“朕”，但依然无法说明问题，而咱们的皇帝爱用“寡人”），只有对亲密者才用“我”。而在《李尔王》的相关场景中，李尔对两个女儿时而自称“我们”，时而自称“我”，给人的感觉，老人从王位上退了下来，可在位时养成的威风和颐指气使的习惯，好像一时还丢不了，完全忘记了此时的他就一介普通人（当然也不那么普通），就是三个女儿的老父亲。他依然把家和国混在了一起。
而那位人见人怜的科迪莉娅，真是谜一样的性格。如果她真是李尔最宠爱的幺女，那么，合逻辑的情况只有两种：李尔早已习惯了她的出语不敬，或者她的嘴比两位姐姐更甜。可事实上，任何一种情况都没发生。李尔为她的不敬大为震惊，而她，也完全违背人际交往时话语行为准则中的“礼貌原则”，也违背了长幼之序，以“说真话”为借口，故意去捋老父亲的虎须。如果真按她所说是因为看不惯姐姐的虚伪，何必拿最爱你的老父亲出气？你完全可以先指责姐姐虚情假意，然后按父亲的意思说出你的爱啊。老人们要听听子女说爱他们，这样的要求也不为过吧？难怪有人要写一本“李尔王前传”，试图解开科迪莉娅谜一样的性格，看看李尔到底是怎么宠这姑娘，这姑娘拒绝讨喜的性格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当然，还得问一问：这三个丫头的娘怎么啦？
不过，科迪莉娅最大的错还不在这里，而在她竟试图借外部势力来解决家庭内部问题，率领法国军队攻入英国领土。这一点，也许因为人们实在太痛恨两姐妹而被忽略了。现在想想，如果这样的行为还能获得默许认可，那叛国的边界在哪里？所以，无论李尔在自己亲生女儿手里受了多大罪，也无论莎士比亚往这个人物上投下了多少同情和怜爱，科迪莉娅最后还是难免一死。总不能把这部悲剧的结尾写成姑娘以救老父亲为借口，带上外国侵略军来征服了自己的祖国吧。
当然，上面的这些问题，似乎都有些过分较真。因为说到底，《李尔王》是一部戏，台上演的，台下看的，依然是父亲被女儿虐待的故事。更何况，莎士比亚是在自己的时代写的更早时代的李尔王，那时候，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治、权利、责任、道德等等观念还没有诞生，要那时候的国王分清楚国与家的边界，要他以现代家庭成员关系准则来处理与女儿的摩擦，也有些强人所难了。况且，那两姐妹后来的所作所为，也说明她们在道德上颇有问题，她们是否能像自己所说，减完了李尔的随从，能让自己的仆人恭敬服侍老人，人们还真是很担心的。
对《李尔王》提出那么多的问题，是不是有“颠覆”经典之嫌？这担心未免过虑，因为这些问题不是莎士比亚的问题，也不是悲剧《李尔王》的问题，而是时空变换后的问题，是当代的我们，在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借莎士比亚悲剧之壳，把我们时代的问题、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忧虑和思考放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