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周敏娴
近日，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在上海大剧院《艺术课堂》解读了巴赫最伟大的作品《马太福音受难曲》(以下简称《马太受难曲》)。讲座现场座无虚席，由于几百张入场券一经放出就被秒杀，很多热情乐迷站着听完全场讲座。下周一，莱比锡圣·托马斯合唱团与莱比锡布商大厦管弦乐团合作、施瓦泽指挥的《马太受难曲》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这也是这部作品首次在中国内地完整献演。
杨燕迪教授认为，《马太受难曲》是巴赫所有作品中最伟大的杰作。这部现被当作“艺术”的“作品”，当初却是专为基督受难日(复活节之前的星期五)而作。然而，伟大的音乐最终超越了其原先的实用功能———即便这部受难曲如今常在教堂中上演，其性质也多为音乐会鉴赏。
巴赫的后半生在德国莱比锡城就职(1723-1750)，担任圣托马斯教堂学校的音乐指导，并负责该城路德教四大主要教堂(托马斯、尼可拉斯、彼得、马太)的音乐礼拜事务。1727年4月11日周五，巴赫在托马斯教堂上演自己新谱写的《马太受难曲》，这是史上出现的时间最长、规模最大、音乐手法最为复杂与丰富的一部受难曲，也是巴赫所有创作中篇幅最大的巨型作品———直到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出现，这部恢弘巨作的时间尺度和规模一直未被超越。它分为两大部分，共68个分曲，长达三个小时，需要三个合唱队(两个混声合唱队、一个男童合唱队)、两个乐队(分别对应各自的合唱队)和管风琴等通奏乐器、以及一组高水平的独唱演员。巴赫生前，这部受难曲上演机会很少;而巴赫身后，人们几乎忘记了它的存在。随着19世纪初巴赫复兴运动的展开，巴赫众多久已湮没的作品逐渐重见天日———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是年仅20岁的门德尔松于1829年重新排演《马太受难曲》，让这部沉默了八十余年的杰作得以“复活”。
《马太受难曲》的整体安排是一个多维层面交互进行的复杂结构。相关手法借自歌剧，但整体效果又与歌剧全然不同。一段并不复杂且家喻户晓的圣经故事在音乐进行中展开，其叙事节奏被刻意打散并重新编排———听众须时刻跟随歌词，这不仅是为了明晓情节，更是为了领会巴赫音乐的苦心孤诣。最外层的叙事全部由布道者担当(男高音)，相当于一个间接的“说书人”，用自由宣叙调———巴赫的宣叙调写作极其用心而到位，其表情刻画的深度和音乐丰富性远超同时代的巴洛克歌剧，是巴洛克时期德语宣叙调的最高楷模。
第二层面是故事中的人物，他(她)们的言语直接与布道者的讲述构成对应。巴赫为耶稣极富旋律感的宣叙调特意配置了纯弦乐的长音伴奏———这是音乐中的“光晕”对等物，以刻画耶稣深沉、从容而果敢的性格。群体人物中的门徒、祭司和群众等，由两个混声合唱队担当(有时分离，有时合作)，直接参与情节动作的进展，这里的合唱写作极尽变化、对比和渲染之可能，其敏捷、酣畅与戏剧性的力量让人难忘。
在所有重要的故事节点上，巴赫都会让情节刹车暂停，以便插入亨瑞奇诗作的音乐配曲———这是最关键的第三层面，也是整部受难曲的重心所在。从形式角度看，这即是歌剧中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咏叹调”部位，观众在此不再跟随情节，而是停下来反思情节的意义，聆听人物的内心活动，并感受音乐的美妙与表情———这类似电影中的“特写”，旨在凸显、扩充和强化。值得一提的是，巴赫在这里的“镜头”聚焦不是《圣经》里的人物自身———张口演唱的不是有名有姓的“剧中人”，而似乎是在场观众的某个无名氏代表:他(她)即是“你我他”，是我们自己，也指向所有人。人间所有的悲苦、怜悯、同情具有的温暖、慈爱、高洁通过巴赫的咏唱被显现和展示。巴赫奇妙的旋律特质———线条崎岖而曲折，表情深刻而浓郁———因助奏乐器的帮衬得以强调，而合唱时而也与独唱构成对话与交流，进一步增添了层次的丰富性。
遍布全曲的另一个重要元素———众赞歌———构成相对独立的第四个层面。其典型的织体呈四声部柱式和声进行，乐句整齐方正，因其简单易学可让会众参与诵唱，总体性质显得内省、悲伤而缓和，它代表着某种更为客观、超然和集体性的意识层面，恰与“咏叹调”偏于主观、激动和个体的性质形成互补和对照。
上述四个彼此关联而又相互支持的音乐-戏剧层面在这部受难曲中平行展开，形成复杂而多维的叙事-动作-内省-祈祷的互动。然而，巴赫似乎对这个已经高度复杂和饱满的艺术设计仍不满足，他又以三个支柱性的大型合唱段为《马太受难曲》的建筑打下牢固地基，并将所有元素稳妥地纳入一个巨大的框型架构之中:开端的合唱《来吧，女儿们，帮我一起哀悼》，被公正地视为巴赫最宏阔、最具史诗感的里程碑式笔触，两个合唱队和两组乐队在呼应对答中交错进行，描画耶稣的悲怆和众人略带惊恐的悲叹，而一支天籁般的男童齐唱则飘逸其上———整首分曲的复合结构和表达的复杂心绪，其壮丽、恢弘和气势远远超越了笔墨所能形容的程度，令人叹为观止。
全曲最后的“摇篮曲”《我们坐下为你哭泣》(第68分曲)以真挚温暖的旋律和单纯朴素的织体为特色，这出具有悲悯感和沉思性格的宗教史诗剧就此徐徐降下帷幕。
一个简单的圣经故事，经由如此这般的艺术加工，呈现出高度复杂和极具象征意味的面貌———观众需在巴赫的指引下，知晓叙事和反思的不同层面，并做出接受与理解模式的恰当切换。对于熟知圣经故事的18世纪的信徒会众，或许这不是难事，但对于现代听众，我们或应做出理智和感情上的努力，以便去迎接这部伟大作品带来的挑战。今天，这部巨作终于来到中国首演，其意义和价值显而易见:它说明，真正的艺术跨越宗教，也跨越时间，因为艺术最终的指向是人———个别的人，普遍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