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红
说实在话，看英国电影《妇女参政论者》时有点儿不适应，潜意识里，英国电影或电视剧里的年轻女性应该像《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或者干脆就是《唐顿庄园》里生活，恬淡宁静的乡村中生活的女孩儿似乎只需打扮得花枝招展，吸引那些“有钱的单身汉”，就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而《妇女参政论者》中展现的却是一群生活在不同境遇中的女人，她们顶着枯草般的头发，身着廉价破损的衣服，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在昏暗的洗衣房忙碌，在狭窄脏乱的伦敦市井穿行，住在贫穷破败的居民区，过着没有尊严、没有希望的日子。
不过，就在这种迥然不同的生活场景中，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之间也并非没有交集。在简·奥斯丁关于达西与伊丽莎白、布兰登上校与玛丽安小姐的这些乡村爱情故事中，似乎都有穷姑娘攀上高富帅的桥段，而这些姑娘的“穷”，源于英国当时的法律规定。《傲慢与偏见》中，班纳特先生没有儿子，他的家产只能由他的远亲——古板平庸又善于谄媚奉承的柯林斯来继承，而他的女儿们则一个子儿也得不着，所以班纳特太太才急于给女儿们物色对象，把那些有钱的单身汉“看作自己某一位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
而在《理智与情感》的开篇，奥斯汀就不厌其烦地介绍了亨利·达什伍德的家产继承情况，偌大的诺兰庄园要由其长子约翰·达什伍德来继承，而他的现任太太及其三个女儿却得不到，这直接导致了亨利去世后，玛丽安母女只能过起寄人篱下的贫苦生活。正是限定继承权使这些女孩儿致贫，她们的父亲爱莫能助，好在她们最终都遇到了如意郎君，才有了让人欣慰的大团圆结局。
100年后，发生在《唐顿庄园》中的故事，仍是限定继承权导致了庄园“危机”。格兰瑟姆伯爵没有儿子，三个女儿不能继承爵位，也不能继承庄园。泰坦尼克号沉没后，庄园的合法继承人遇难，老伯爵夫人为了保住庄园，认为必须得改变限定继承权，“我从来没法理解为何家产只能由继承爵位的人接管。”为了不让一个来路不明的陌生人成为庄园的新主人，一向势如水火的婆媳不惜联起手来应对。然而，身处贵族阶层的她们，所能想到的也只是设法规避法律，却没有想到通过行使选举权来改变法律、改变限定的继承权。甚至在被问及女人该不该有自己的权利时，老伯爵夫人的观点也鲜明且直截：“她当然有权发表自己的观点，那得等到她嫁人，到时候她丈夫会告诉她该有什么观点。”
——这竟然和《妇女参政论者》片头的画外音如出一辙：“女人没有冷静的性格或平衡的心理在政治上进行判断，如果我们允许女人选举，这意味着社会体系的失败。女人是以他们的父亲、兄弟、丈夫体现出她们的价值。”影片以画外音的处理手法，使观众无法确知谁在言说，其用意是这论断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认识。老伯爵夫人不希望孙女参加议会选举集会，担心她会被捕，会绝食，会被强行灌食。本以为这是编剧编出来的桥段，不曾想却在《妇女参政论者》中得到了印证，当洗衣女工因参加争取妇女权利的活动被捕后，其绝食时被灌食的场面真是让人不寒而栗。在上个世纪初，英国妇女争取参政权的过程中，号称保障人权的英国政府，确实有此惨无人道的作为。在互不相干的两部影视作品中，竟都有对此历史真相的披露。英国人不讳言那些“糗事”，“在历史叙事中，历史不缺席”，这是一种让人称道的历史观。
在观看《妇女参政论者》时，思绪是极易扩散的。有人类以来就一直相依为命的男人和女人，除了生理上的差别外，为什么还要规定那么多人为的“男女有别”？影片中那些“女权主义者”们会讲出很多男女应该平权的道理，诸如妇女与男子的工作是平等的，所以投票的权利也应该平等；男女应该同工同酬；女孩儿应该和她的兄弟一样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而女主人公玛德，一个生活在底层的洗衣女工，从一个运动的看客，转变为一个战士的心路历程，或许更能说明普通女性为什么那么迫切地需要投票权。
发生在12岁女童工身上的性骚扰，唤醒了玛德自身的屈辱记忆，也促使她去参加议会听证。机缘巧合之下，她向财政大臣作证时，讲起了一些往事。她讲到自己被绑在同为洗衣工的母亲背上长大，4岁时母亲便因为铜缸翻倒而被烫死，7岁成为兼职女工，12岁开始全职，每天干活儿比男人多，薪酬却不及男人的三分之二，而工作条件的恶劣导致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总是与女工们如影随形。她的证词似乎打动了立法者，却没有换来任何改变。玛德拥有一个普通的家庭，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小确幸”。而当玛德问丈夫桑尼，如果有个女儿，她将过什么样的生活时，他漫不经心地回答“跟你一样的生活”！是的，如果不改变法律，女儿的命运不会改变。玛德在重复她母亲的生活，她的女儿则将重复她的，这似乎是女人们祖祖辈辈的宿命。正是改变宿命的想法，坚定了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信念，因为选举权意味着女人们“也许有其他的生活方式”。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家是她心灵的栖息地，也是她疗伤的港湾。而影片中，当第一次被捕出狱后的玛德想向丈夫诉说“他们是怎么对我们”，桑尼在乎的却只是周围人看他的眼神，关心的也只有自己受损的面子。孩子是母亲的寄托，而玛德对儿子乔治却没有任何权利，桑尼独自决定便可将儿子交由他人领养，任凭玛德哭得撕心裂肺也无济于事，因为正像桑尼所说，“乔治属于谁都是我说了算，这就是法律！”
这不近情理的法律，迫使玛德积极地投身争取投票权的活动，因为“你想让我尊重法律，那就让法律变得值得尊重。”“如果法律说我不能见我的儿子，我会争取改变法律。”而她们之所以成为一群类似砸橱窗、搞爆炸的行动者，正是因为她们在制定法律时没有发言权，她们的言说无人倾听，她们的诉求无人关注，“我们不想成为违法者，我们想成为立法者。”
正是有了像玛德这样来自社会底层的劳工妇女的觉醒和斗争，妇女的选举权才得以被承认。1918年，英国规定年满30岁的某些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同时赋予妇女享有当选议员的权利。1928年，英国将妇女投票的合法年龄降低为21岁，使妇女享有了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
影片开始时的画外音中，曾有这样的“警告”，“一旦允许他们选举，就会一发不可收拾，之后女人会要求成为国会议员、内阁大臣、法官的权利。”今天，这些女议员、女大臣、女法官早已活跃在各个领域。而当女同胞们享受这些貌似天赋的权利时，不可忘了那些曾为此奋斗甚至牺牲的人，因为权利从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就像1872年，因为在总统选举中投票而被捕的苏珊·安东尼女士所说的，“我们不能再乞求立法机关或国会来施舍我们投票的权利，而是要呼吁全国的妇女行使她们被忽视了太久的‘公民权’……我们还是把政府赋予权利的陈旧观念丢到一边去吧。《独立宣言》、《美国宪法》以及各州的法规都说要保护人民天赋的权利。他们没有一个人想给予我们权利……今天，这个国家的一半人口完全没有权力废除不公正的法律，也没有权力制定一部新的公正的法律。女人们对这种形式的政府管理非常失望：它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征收苛捐杂税，强迫她们遵从从来没有经过她们认可的法律；在婚姻的牢笼中，她们被剥夺了人格、薪水和孩子。这一半人群完全处在另一半人群的控制下。”
奥斯汀时代的女性只能等待一个好男人出现，《唐顿庄园》中贵族之家的女性也只能在法律的缝隙中谋求自己利益的保障。而经过玛德们的争取，女同胞们在社会上有了发言权，对生活方式也有了更多的选择。如今，一些女权主义者还在为女性获得其他权利而奋斗着，这也自然引起了一些男士的不安与不快。其实女性的要求并不多，她们所希望的无非是被人尊重的人生，因为正像玛德写给警探Steed的信中所说，“我的价值不多，但也不比你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