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庆生
这两天上映的《叶问3》已经开始有了变成“唐人街探案”的趋势，围绕着影片“票房造假”传闻的各种“揭秘”层出不穷，“案情”扑朔迷离且影响巨大，甚至已经惊动了“警方”——国家广电总局已经表态将要介入进行调查。透过“叶问案”，倒是可以得窥当下互联网时代电影融资、制作、发行、放映链条日益复杂的生态格局。
抛开“探案”，就影片本身而言，《叶问3》是一部制作水准尚可，但剧作水平低下、整体质量平庸的电影。在制作层面，影片的电影美术较好地还原了香港1950年代的市井气息和生活质感，而甄子丹的打戏仍延续了该系列的风格，讲求实战，动作干净利落，但对比前两部，新作也并无突破。倒是张晋，自《一代宗师》惊鸿亮相之后，《杀破狼2》喧宾夺主成功上位，在本片中气场也完全不输甄子丹，隐隐有了新一代功夫电影巨星的气象。影片在香港及东南亚率先公映后票房颇佳，但内地公映后口碑却远逊预期，可以说是糟糕的剧作水平严重拖了后腿。
“三打”之后观众不懂为什么打
对于功夫片来说，“打谁”、“为什么打”始终是面临的难题。自香港电影开创新派功夫片类型以来，无非有三种模式：一是“打外国人”模式，如《精武门》、《猛龙过江》、《武林志》、《霍元甲》、《叶问》等，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中，此种模式往往因其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的呼应而大受欢迎；二是“打恶人”模式，被打者是流氓恶霸、罪犯奸雄，正邪之间的对抗非因私仇而是公义，张扬的是善必胜恶的普世价值，如《新龙门客栈》、《黄飞鸿之狮王争霸》、《功夫》、《杀破狼》等；第三种则是“打仇人”的复仇模式，以《醉拳》、《少林寺》、《精武风云》等为代表。第三种实为第二种的变体，因主人公复仇的对象通常也符合“恶人”的特征。
总之，“民族尊严——社会正义——个人恩怨”，这就是功夫片的意识形态，它们为主人公所有的暴力行为提供了内在的道德合法性支撑，为观影者提供了宣泄的快感、价值观念的建构以及国族身份的认同，它们高度模式化、类型化，有时粗鄙简陋甚至简单粗暴，然而事实证明常常是相当有效的。
综观《叶问》系列，无非就是在这三种“打”之间的排列组合，而《叶问3》在剧作上最大的问题恰恰是“三打”之间的割裂，以及认同缺失导致的戏剧性弱化。本片前半段是在“打恶人”，叙事动力及叶问的行为动机是保卫小学校，对抗流氓马鲸笙（谭耀文饰），但在一场解救孩子的打斗后，这个戏剧动机突然消失了，恶人跑路不知所踪。接下来是“打外国人”，费兰奇（泰森饰）本来是流氓背后的大恶人，但他竟然也突然放弃了此前的行为动机（扩张地盘霸占学校），跟叶问来了场有礼有节的绅士对决，甚至还在妻女围绕下暗示出，他和叶问一样，都是个顾家的好男人。电影海报上与叶问双雄对决的泰森，在片中竟然只是一个打酱油的角色，其对于电影营销的意义远远大于片中叙事的功能性意义。原本应作为高潮的最后“一打”，张天志（张晋饰）与叶问一直是惺惺相惜的朋友，此时突然成了跟他争夺咏春正宗的“敌人”，而叶问甚至只是在妻子的劝说下才勉强与其一战。
不难发现，整部影片根本没有一个贯穿性的戏剧性动机，“三打”之间完全是相互割裂的，甚至没有一个终极BOSS需要主人公去对抗。而在后两“打”当中，由于认同的模糊和暧昧，其“打”的合法性甚至也打了问号，观众可能反而会同情那个同样顾家的洋人，以及那个努力证明自己的车夫。在这种情况下，叶问打得不痛快，观众也难以获得淋漓尽致的观影快感。
作为一部功夫电影，影片“亲情至上”的主题建构的确大胆而反常规，叶问被塑造为一个温柔敦厚的居家男人和道德完人，但遗憾的是，这一主题由于得不到细腻动人的表演的支撑而显得矫情做作，甚至充满了说教的陈腐气息。它与《一代宗师》中的诗意哲理、含蓄蕴藉、柔肠百转完全不在一个层面上。总之，结构松散，冲突不够，认同弱化，恶人不恶，这些商业类型电影的大忌，《叶问3》里都找得到。总而言之，本片尚可一观，倒也并非彻底的烂片，但整体平庸则是一个事实。豆瓣电影上6.8分的评分或许也证明了这一点。
比票房造假更深的是金融风险
片中的叶问并未经历死亡考验，然而，由于受到广泛的“票房造假”的指控，以及面临即将展开的调查，影片《叶问3》已经被推向了风口浪尖，其利益相关方或许将经历一场生死时速般的大考。从目前媒体披露的各种信息来看，《叶问3》的发行方（也是实际投资方）在资本运作模式、影片发行方式等方面可能都存在比较严重的违规现象。在相关报道中，影片发行方的资本运作被指存在一系列的金融风险，包括设立多个融资壳公司，涉嫌超额担保，针对单个电影项目重复募集资金，将电影票房收入多次重复抵押筹集资金等等。而在电影发行层面，则存在通过“协议包场”形式制造“幽灵场”直接“买票房”的违规嫌疑，种种报道揭示出来的“内幕”令人眼花缭乱、触目惊心。虽然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还需等待广电总局官方的调查结果，但这一事件显然已经对中国电影的行业监管，乃至与电影业务相关的金融证券行业监管都提出了严峻而紧迫的挑战。
当创新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电影金融领域的创新如何体现，其边界在哪里？这些都是当前中国电影遭遇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假设《叶问3》不是因为其相对平庸的品质而不得不采取各种引人侧目的“超常之举”，假设它也像《美人鱼》那样势如破竹打破各项纪录，那么它背后隐藏的金融风险是否就会因此而被掩盖，甚至被当作应大书特书的电影金融创新案例？当电影变成了金融的工具，而非金融成为电影的工具，这是否真的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
广电总局这一次难得的快速反应、果断出手赢得了一片叫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草案）》也即将在近期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对于当前备受资本青睐，处于狂飙突进中的中国电影产业来说，还需要通过产业政策来加以“促进”的领域或许已经并不太多，而建立对于行业秩序、市场行为的切实有效的法律规范和监管，才是当前的重中之重，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