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资料馆所存的《总理奉安大典》并不是一部影片，而是一组影片：这当中既有当时环球公司等外国电影人拍摄的内容，也有大中华百合公司、北洋美术社等各民间公司拍摄的，组合起来便是一套堪称“镇馆之宝”的早期电影影像文物，历史价值极高，我曾在2009年的电影资料馆“世界视听遗产日”活动中选择了一段对公众放映。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遗体南迁后，他的肝脏标本还被保存在北京协和医院。抗战期间北京沦陷，孙中山肝脏标本先是被日本人抢走，后汪精卫派褚民谊赴京与日本人商洽索回。这个过程也被拍成了纪录片《国父灵脏奉移典礼》(1942)，当中亦有对沦陷区时期北京城市的纪录。
相比纪录片，公众对故事片中的北京影像想必就熟悉多了。民国时期，中国电影的拍摄大本营在上海，上海是名副其实的电影城市。有关北京的故事片要少得多，但由于抗战胜利后，以原华北影业公司为基础，改建为国民党“中电三厂”，有不少故事片是在北京实景拍摄的。比如梅阡导演的《碧血千秋》(1948)，当中就出现了圆明园大水法的遗迹，跟今天的圆明园公园相比已经差异很大;而《十三号凶宅》(1948)则是在今天西单西边大木仓胡同的郑亲王府(现为国家教育部)取景拍摄，著名女星白光一人在片中分饰四角，轰动一时，可惜这部影片今天没有保存下来。
到了解放初期，由于北京成为首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迁使得中国电影题材也逐步从上海向北发散。这时期出现好几部以老舍小说、话剧作品改编的影片：著名电影人石挥的名作《我这一辈子》，徐昌霖的《方珍珠》和冼群的《龙须沟》。这三部作品，前两部实际都为上海的私营厂拍摄，仅仅在北京取景而已;《龙须沟》则是真正的国营北影厂出品的，而它的前身正是原来的“中电三厂”。自此以后，电影中的北京故事和北京景象已经越来越多，让人习以为常了。
城市与电影的关系 “框取”亲切“溢出”疏离
关于城市与电影的关系，大约有两种。一种所谓“框取”关系，即选取城市的一个断片作为电影创作的背景。比如最近百老汇电影中心的“胡同儿影戏”主题展映，描述的大都是北京的胡同、大杂院文化和市民通俗故事，那曾经熟悉的京腔京韵，令人倍感温暖亲切，因为这一切已经距离今天人们的现代生活越来越远。王朔和冯小刚上世纪80年代以降的京味儿电影也基本属于这一类。
另外一种则是所谓“溢出”关系，即影像对于城市塑造超越了一般公众的惯常思维，而呈现跨地跨文化的杂糅性：上述《我这一辈子》、《方珍珠》就属于有北京味道的上海电影;香港导演张婉婷和大陆张元则分别拍摄了以摇滚乐队为主题的《北京乐与路》和《北京杂种》，电影以北京为对象，但气质让人感觉焕然一新;冯巩的《没事偷着乐》取材自刘恒创作的北京故事，但被移植到了天津，也是这种“溢出”效应的例子。
更不用说，近年好莱坞大片中或国际范儿十足(如《变4》)、或传统复古的北京形象(如《功夫梦》)。随着北京成为中国新的电影制作中心，随着好莱坞影片中国取景和跨国合拍制作的增多，可以想象，未来这种“溢出性”的北京影像将会越来越多。电影中的北京，也许会多一份光鲜多姿，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多一份陌生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