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在20世纪之初将摄影机对准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1922年6月，著名纪录电影《北方纳努克》在纽约公映，一炮而红，观众如潮，轰动西方世界。这位终生对文明世界不屑一顾，以浪漫主义眼光和探险家品格探索纪录艺术的导演，在纪录片的诞生之初就书写下定义:纪录片的原始基因是一次伟大的猎奇。片中爱斯基摩人住雪屋，抵御极寒，猎海豹为食的画面震撼了那些穿着西服，自诩来自文明世界的观众，生存的原始欲望接通了人类血液中来自远古的共鸣。《我在故宫修文物》亦是一趟发现，一次文化上的猎奇。对那些追逐新鲜事物的年轻观众而言，深宫幽院七重大门锁住的究竟是一个怎样隐秘的王国?片中陶瓷组的美女妹子在空无一人的太和门广场独自骑车，“上一个这么做的人是溥仪”，观众被这句解说电到。这群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着什么样的青春?
两重悖反:巨大的张力
基于视角的独特，影片随后成功地在内容和视觉上构筑起两重悖反。首先是时空悖反，文物修复的工作地点设在故宫内，然而，与一切奢华、富丽的幻想截然不同，影像中的作坊竟裸露出些许荒凉。不论是屋内铝合金质感的门楣与窗框，还是屋顶略嫌粗陋的长管日光灯，都似乎与我们熟知的那座金碧宫殿不是同一处。在我国伟大首都的心脏，竟然深藏着一个与现代气息格格不入的地方，这里更像一条安静的胡同，住着朴实的劳动人民。日光灯整天亮着，他们的工作要保证最清晰的视界，时间在灯管外轻舞飞扬的灰尘里静止，窗外树下眯眼打哈欠的猫是宫廷御猫的后代。几座既不溶于历史又赶不上现代步伐的小院曾是冷宫，门外，是当今中国客流量最大的旅游地标。从早到晚的喇叭声，快门声，呼喊声，全球各种语言的翻译声，所有的声音都被隔绝在宫墙之外。抬头环视天际，方圆不见一栋高楼，庭院深深，什么也听不见。一群国内顶尖文物修复专家，幽圈在整个国度的中心地带，日复一日，在最热闹的地方从事一件最静心的工作。他们持着这门纯手工的伟大技艺与世隔绝地活着，他们师父的师父，是中国古代士农工商中的工，他们中哪怕最年轻貌美的姑娘也素面朝天，衣着质朴，每日朝八晚五，低眉顺目地与器物共处，与在器物上留下一道道密语的古人交谈。乾隆帝放置诗稿的木箱竟然刷过120多层漆，修补前先要了解一层层都是什么质地，什么颜色。没有文献记载，更无人相询。文物修复师在黑暗中一点一点前行，用指尖上的语言与先辈对话，从中感受凝结在器物身上一代代御工的智慧与匠心。
在三集纪录片的观看过程中，观众始终被这种视觉悖反所带来的巨大张力撕扯，所谓引人入胜，正是表象的纪录语言下暗藏戏剧张力的效果。另一大悖反来自文物修复工作本身的矛盾性。极力掩盖修复的痕迹，修旧如旧，是他们这一行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技艺越高的工匠，留在文物上的印记越接近“无痕”。观众又一次震撼了，世上竟有这样一种法则，存在的最高形式是，不在。文物修复师一生的努力，正是向着这个“无”字攀登。我甚至觉得这份工作有几分像藏传佛教的坛城，万般绚烂，不过一掬细沙，它存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抹去。将自我痕迹的抹杀看作自我价值的实现，又一次与这个标榜和彰显自我的现代社会格格不入。这一悖反较之他们工作环境、气氛上的悖反所带来的张力，更胜一筹。诚如片中对于国宝级文物———隋代《游春图》的一笔书写:“它是故宫博物院现存年代最久远的山水画，在问世至今的1400年间，我们很难想象它经历过多少战乱、天灾和人祸，但它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无数与《游春图》一样的国宝，正因为世代巧匠的修复，我们才有幸一睹芳容。那些工匠都不曾留名，他们看似被抹去的人生价值附着在物的身上，永世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