派恩和罗珀之间周旋的死亡之舞，是两个“英国”之间的撕扯:在改变了的世界秩序里，做一个高贵的好人，还是不择手段的赢家，是善良柔软地泯然人间，还是踩着森森白骨一将功成?这番挣扎又可以追溯到“史迈利”时代的创伤:一个丢失了话语权的国家往何处去。(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柳青
因为《夜班经理》，老作家勒卡雷又成为时髦的畅销作者，上一次他的小说大规模深入街巷，是因为BBC在1979年拍摄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
长久以来，包括《锅匠》《荣誉学生》和《史迈利的人马》在内的“史迈利三部曲”，被公认是勒卡雷的代表作。其实他的创作黄金期在完成“史迈利”系列之后到来———从1983年到1993年的10年间，他差不多以每隔三年一部小说的节奏，写出他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5部作品:1983年《小鼓女》、1986年《完美的间谍》、1989年《俄罗斯大厦》、1990年《秘密朝圣者》和1993年的《夜班经理》。
当年，导演库布里克为了《夜班经理》的电影剧本把勒卡雷折腾得够呛，那时小说还没发表，库布里克第N次扔给勒卡雷一个修改后的剧本大纲，勒卡雷在稿纸边上写了一行字:“丫就是个混蛋。”拜“混蛋”所赐，电影没拍成，他在1989年正式落笔写小说，四年后出版。时隔20多年，这部让库布里克辗转反侧，闹到勒卡雷几乎和他反目的《夜班经理》，被BBC拍成连续剧。双男主的设置，一老一少，一邪一正，“豪斯医生”休·劳瑞和万人迷汤姆·希德尔斯顿(“抖森”)的搭配，导演苏珊娜·比尔曾经凭《更好的世界》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台前幕后配置都是最好。当然，观众没读过小说，不知道勒卡雷小说谱系里的春秋笔法，都没关系，有“抖森”的高颜值和大长腿，他一个人拉动好几个点的收视率。
这是梅菲斯特在诱拐浮士德
回看勒卡雷小说在影视圈掀起的波澜:之前是1979年的BBC剧集《锅匠》，万人空巷争看阿力克·基尼扮演的史迈利;然后是眼下的《夜班经理》。乍看，仿佛是国民偶像的力量。可这个理由不靠谱，四年前翻拍电影《锅匠》，集结科林·费斯、加里·奥德曼、汤姆·哈迪———英国男演员的梦之队，电影在评论圈的口碑上好，却不能重现1979年电视剧的辉煌。
勒卡雷的小说当得起“经典”，能让间谍小说升华到严肃文学殿堂的作者，也就他和格雷厄姆·格林。勒卡雷的小说是有时代属性的，或者说，他的作品能进入最大范围读者的视线，是“时也运也”使然。他的写作从个体的挣扎出发，戏剧化地指向英国国族身份认同中矛盾、忧郁、病态的一面，就此，他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小说家们完成合谋，攫住读者的想象力，用虚构写作完成对“英国病人”的体检。他和他的小说每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总是在英国国家身份最微妙时，《柏林谍影》是这样，《锅匠》也是，现在的《夜班经理》还是。
早在《锅匠》时，史迈利去探望退休间谍康妮，她跟他回忆起他们那辈人年轻时在剑桥受训的往事，老妇人说:“可悲的爱啊。为了帝国的荣誉，为了帝国的秩序，这些都没了。世界变了，世界再见。”1979年的电视剧里，当潜伏的俄罗斯间谍比尔·海顿被揭发时，他对史迈利说出的一段台词是小说里没有的:“当英国在一切国际事务里丧失发言权的时候，我开始把眼光投向东方。”一句话戳得多少英国人心颤。
现在，《夜班经理》播出赶上英国为了“脱欧”公投闹得全国风雨。是留在欧盟的城堡里，还是隔开一湾海峡，追忆先祖的海盗习性?克己复礼地维护秩序，还是做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在这两难中，乔纳森·派恩和理查德·罗珀出现了，他们有生之年的狭路相逢，既投射也转移了英国国内自上而下的焦虑。
《夜班经理》的开场，派恩身手好，脾气好，长得也好，这么一个完美先生却一直在担惊受怕中，因为他要卧底到一个非法军火商的身边。然后大反派罗珀出现了，他不脏，不丑，不糙。他穿得考究，看着简单，但明眼人知道每个细节都是用钱堆出来的品位。他说的一口英语，带着伦敦超级富豪区特有的口音。他有点撩人，又不过分轻佻，不像沾血的恶人，倒是快乐的爵爷。他风流干净，不动声色把杀人放火的脏活累活都丢给副手。
小说里，派恩的女朋友最透彻地看清了他的脆弱和动摇，她说:“你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你一直在寻找某个人，但我想，那个失踪的人是你自己。”在一个看似俗套的官兵抓强盗的故事里，官兵不像官兵，派恩不该多愁善感，强盗也不像强盗，当罗珀宣扬那套邪恶的自由论，派恩不是不被蛊惑的。罗珀手握巨大的地下军火王国，他在马略卡岛有冷酷仙境般的堡垒，在沙漠腹地建造他的秘密王国，但他内心不在乎这些“领地”，他以为自己是中世纪的征伐的君主，带着他的大臣和女人南征北讨，他谓之“自由”。他对派恩说:“人性的本质是腐败的，你要懂得怎样庆祝且享受这种腐败，然后你就获得了自由。”这是梅菲斯特在诱拐浮士德。
“今后我们要对抗的是无处不在的资本”
罗珀对人、对世界带着一种阴冷的恶意，他毫无疑问是个恶人，但他的罪恶被某种更强大的力量所默许。派恩的上司伯尔被勒令放弃对罗珀的调查，她遭受这样的威胁:“你不要妨碍这个国家的战略利益，在一个庞大的系统里，我们知道要把这个国家往什么方向推动。所以，我们需要罗珀，美国也需要罗珀。”到了这一刻，派恩和罗珀之间周旋的死亡之舞，现出它清晰的轨迹，这是两个英国之间的撕扯:在改变了的世界秩序里，做一个高贵的好人，还是不择手段的赢家;是善良柔软地泯然人间，还是踩着森森白骨一将功成?这番挣扎又可以追溯到“史迈利”时代的创伤:一个丢失了话语权的国家往何处去。
格林和勒卡雷的分界线就在这里。格林是一个在写作技法上更高明的作家，他把间谍当作一种高智商的行为艺术，不会纠缠于信念和手段的正义。比起勒卡雷潮湿的阴郁，格林是干燥明亮的，他愿意为一切有趣的人辩护。但勒卡雷不行，他太纠结了，在“西方能多大程度地捍卫其价值观”这个问题上，他抱着深切的怀疑。《柏林谍影》里，史迈利的上司说出:“不能因为你代表仁慈政策的一方，你就不像敌人那样残忍无情。”在和俄罗斯间谍头目卡拉的对抗中，史迈利的信念在于相信自己的一方是维护人性的，但最后，他恰恰利用卡拉钢铁意志里仅存的人性，给了对方致命一击。《史迈利的人马》终局，卡拉为了女儿，孤身从柏林墙的东面走来。勒卡雷在序言里写下:史迈利赢了，但赢的人输了。人性输了。
到了《秘密的朝圣者》，这个短篇小说集的最后一篇里，主角说了一句:“铁幕已经落下，今后我们所要对抗的是无处不在的资本。”这是勒卡雷写作的分水岭，之前，他写的是意识形态的角力，之后，他写的是资本主义的自省和自我批判。或者说，他写的是资本杀伐决断的世界里，一些天真的人去寻找他们失踪的“自己”。《永恒的园丁》里，闲云野鹤的外交官看清西方利益集团巧取豪夺的嘴脸，转身投奔撒哈拉沙漠。到《伦敦口译员》时，勒卡雷直接地写道:“已经不再是我的祖国的英国结束了，我的非洲开始了。”
在《夜班经理》中，当罗珀提起发生在伊拉克的一次沙林毒气袭击，他不以为然地说:“就是生意。”写这一笔，勒卡雷对罗珀持着尖锐的批判，他在这里寄托了故事的道德核心，反思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资本对人的漠视和践踏。就像他在《柏林谍影》出版50周年之际，写到:西方代言人打理得精致考究，为非法的战争辩护，为屠杀制造理由，并号称垄断的大公司能为第三世界谋福祉。当罗珀蛊惑派恩加入并享受他所谓的“自由”，当他冷血地嘲笑伯尔的“软弱无用”，我们可以想象文字背后的勒卡雷是愤怒的，他塑造了这样的角色，他更痛恨这恶中孳生的强者。至于电视剧的第二季，派恩将往何处去，甚或现实中的英国会怎样选择，这些就是小说之外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