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人性的复杂才显得可信，个体追求家国情怀、实现革命理想的历程，才能更加引起读者共鸣。
作家王安忆说过:“事实上，佩剑时代已经过去了，须男人深入虎穴龙潭的机会凤毛麟角。”随着大众审美的变迁，对英雄的刻画不再拘泥“高大全”，而是人性化、多元化。干出大事的，更多是人海中有血有肉的平凡面孔。海飞《向延安》里，向伯贤三儿子向金喜本是酷爱厨艺的青年，懵懂中踏上革命之路，与同学们直奔延安不同，他被安排留在敌特内部“潜伏”，忍受着误解和危险，解放后，与他单线联系的人牺牲了，他的革命者身份无法确认，最终成为普通工人。《解密》同样描摹了无名英雄的隐忍与挥洒，将革命历史题材以更容易被当下接受的有温度的方式呈现，烘托出日常背后的无常与苍凉。
海飞用“深海”形容谍战题材———水面平静，水波下暗流涌动，甚至潜藏着巨大危险。“正是这种反差勾起了许多人强烈的窥知欲，恨不得穿戴潜水设备，潜入海底一探究竟。”他说，历史是丰富、复杂而曲折的，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与偶然性，他希望在时代风云中探讨人性最深处，力争使每个侧面都打磨出光泽。
不止于设置悬念，更凸显信仰力量
如果说，故事惊险好看是谍战作品的“皮囊”，那么这一题材所传递的价值观则决定了其精神高度。有评论称，不
少谍战小说中的主人公，披坚执锐、驰骋乱世，是为获得和平家园不得不选择的人生之路;虽负痛前行，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感染读者的精神力量，经由情节层层递进与铺陈，水到渠成，愈发凸显出革命者的情怀与信仰。
在构思创作《麻雀》时，海飞查阅了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大量谍战史料，包括中共“红队”执行任务等细节。“那时的地下斗争，每个行动者几乎都命悬一线，每个情报工作者，堪称在刀锋上行走。如此惊险的人生，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支撑，几乎无法坚持。”海飞坦言，他落笔时总有个场景挥之不去———在子弹随时都可能飞来的长街上，一位革命者无比从容大步前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无论是置身虎穴的双面特工陈深，还是与敌周旋的神秘特工沈秋霞，都拥有一段瑰丽人生。“惟祖国与信仰不可辜负”，既是当时保家卫国者的真实写照，更是整部作品提炼出的灵魂内核。
畀愚在小说《邮递员》中，令掩藏在邮递员身份下的革命者形象日渐清晰———他们骑着自行车穿行于旧上海街巷，那些应有的景致与声音，与车轮交错。在惊涛骇浪与潜流暗涌并存的时代里，这是关于爱情、兄弟情义的故事，更是一曲信仰的赞歌。主人公徐德林惨死前，遭日本特务严刑拷打，狠心咬掉舌头，幼子仲良不解:“父亲只是个邮递员，他有什么话比他的命更重要?”小说借老潘的嘴说出:“他是邮递员，还是个不想当亡国奴的中国人。”畀愚直言，如果可以，他想以此作为对这一种人生的缅怀与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