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的三段回忆》：永不停歇的身份追寻
《青春的三段回忆》：永不停歇的身份追寻
◎开寅
作为中法文化之春的系列活动之一，法国著名导演阿诺·德斯普里钦电影展映近日在京沪两地举行。展映包括《青春的三段回忆》及另外七部最具代表性的德斯普里钦作品，导演本人也亲临现场与影迷交流。
记忆回到2015年的戛纳电影节，德斯普里钦的《青春的三段回忆》有非常高的呼声入选主竞赛单元。但最终名单公布，《青春》被挤到了“导演双周”，它成了新的戛纳电影节执掌团队意图更新“法国电影形象”的牺牲品。戛纳希望可以捧出一群年轻的法国导演，他们有激情与冲动，富于情感魅力，能以最直观的方式切入社会现实；而与之刻意保持距离的，是法国电影传统中的精英知识分子气息和思维方式。而“不幸”的是，德斯普里钦恰恰是法国最后一代作者导演中具知识分子特性的一位。这样的“标签”竟然是被戛纳电影节遗弃的潜在原因之一，也成为法国当代电影史上一次带有伤感色彩的遗憾。
《青春》所讲述的是一段回忆性质的自我审视，由男主人公三段似乎并不相关的童年和少年时期的回忆组成：母亲的去世、一次前往共产主义时代乌克兰的冒险和与一位名叫伊斯特的姑娘令人难忘的爱情。从表面上看电影的这三个段落差别很大：关于去世母亲的部分沉重而抑郁，前往乌克兰的旅程神秘而惊心动魄，而占据影片主体的爱情则刻骨铭心如痴如醉。在观影过程中，如此发散性的叙述方式似乎让观众无法把握影片的主题所在。而只有在影片的结尾，成年后的男主角在一场情绪激动的争执中再次回忆那一段难忘的情感，我们才猛然明白了这三段往事的重量：在一个人生命的长河中他的情感与思想的身份认定不断地改变，在不为人注意中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当我们站在道路的尽头回望来路的时候，已经很可能不再辨认出所经过的路程。只有那些在我们情感中留下难以磨灭标志的人物、事件和感受才能成为每一个情感身份的路标，时刻提醒自己曾经的也是本质的自我。
在乌克兰的旅程中，男主角把自己的护照交给了一个陌生的犹太政治流亡者，后者冒充他的身份逃向了以色列。多年以后，他每每走到人生的关键时刻，都会受到世界上另一个“他”所作所为的困扰。这个“他”好似一个隐喻式的镜像，时刻提醒在不断变化中的男主角曾经所处的身份位置和经历的情感体验。正是在这样反复的提示下，一段终生难忘的刻骨爱情让他得以在随后的人生中不断“咀嚼”其意味，让他永远铭记自己在过去拥有的宝贵情感身份。
对于“身份”的探讨几乎贯穿了德斯普里钦每一部作品，尽管它们时代不同主题各异，但身处其中的人物都面临不同层次上的“身份”辨识问题。他的长片处女作《哨兵》是他迄今为止野心最为宏大的一次对于“身份”的阐述。法国外交官子弟马蒂亚斯一直生活在德国，成年后在柏林墙倒塌之际才第一次回到巴黎，在这里他遇到了服务于政府情报部门颐指气使又油滑狡诈的威廉，也认识了富有女性魅力的姑娘克劳德，但更让他困扰和心悸的是在他的随身行李中，发现了一颗被做成标本的人头。调查人头身份和背景的过程伴随着他和威廉逐渐升级的矛盾以及与克劳德的爱情，三条线路交织一起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一场不可预测激烈爆发的冲突。
《哨兵》表面上看是一部夹杂着爱情段落的间谍片，但内在却包含着一个政治化的“身份”母题：影片拍摄于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之际的1991年，整个欧洲都在感叹一段“历史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但德斯普里钦却意识到在冷战思维下所成长起来的几代欧洲人已经几乎无法返回他们向往中的欧洲：意识形态壁垒化的思维模式几乎在每个人身上都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在它的影响下经过巨变的欧洲该如何重新确认自己在历史与现实交替之中的“身份”？这是巨大的疑问。
德斯普里钦把马蒂亚斯的角色设置为一个从未到过法国但却依然在想象中把自己和法国认同起来的人物——它恰恰是冷战结束后欧洲的模样：在这里生活的人们为分裂结束后的欧洲欢欣鼓舞，但本质上却对那个历史上曾经存在的欧洲毫无感性认知。而马蒂亚斯行囊中的人头则恰如一颗阴魂不散的“冷战”幽灵，它带给马蒂亚斯的困惑和干扰，与威廉所代表的几乎不可抵挡的政治势力的侵犯交织在一起，逐渐让他意识到只有认真审视这个由对立、敌视和不信任所留下来的“思想遗产”，拒绝外在政治势力的侵扰和压迫，赋予内心勃发的情感（包括爱情）以充分的地位，才能确认那个业已失落需重新建立的“思想身份”。《哨兵》正是在这样的“身份追寻”意图上展开的一则政治寓言。
从《哨兵》开始，德斯普里钦的每一部电影作品都和“身份”失落、辨别、寻找和再创立紧紧勾连在一起。在《现代法国艳情史》中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主角对自己事业、情感、个人生活和终极价值观的持久困惑，在《伊斯特·康》中是出身社会底层的年轻女性通过舞台表演而对自己内心的重新认知，而《吉米·皮卡尔》则干脆就是一个土著印第安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叙述性解剖。
对于法国电影来说，创作者在哲学层面上以对自我的不断追问和探寻是它迥异于其他国家电影的珍贵传统。在这样的思维模式指引下，我们看到了让·古克多、埃里克·侯麦、莫里斯·皮亚拉等等不同时代的电影大师和他们的作品。甚至在类型电影如警匪片中，也有像梅尔维尔这样的导演在其中融入对宿命的哲学化思考。但是，随着商业化和政治化浪潮不断侵袭电影创作，这样的精神诉求传统也在法国电影中不断衰落。事实上，在德斯普里钦的身后，我们已经几乎看不到这样极具文化思辨性的法国导演。好在2015年的法国电影恺撒奖弥补了戛纳电影节的“失误”，将一尊最佳导演的奖杯颁给了德斯普里钦。它所透露的信息无疑是：作为法国本土电影人，他是精英知识分子趋向的情感和文化传统在这个时代最出色的继承者之一。
